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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试读

一个伟人，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那便是在同一时代，遇上了一样伟大的对手，棋逢对手，将遇良材。

往往高手之间的博弈、对决总是充斥着龙争虎斗的精彩，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便有过这样一段精彩，失忆的“西毒”欧阳锋与“北丐”洪七公(二人均位列“天下五绝”)，在华山比武，武功不分上下，难分伯仲，之后欧阳锋恢复记忆，与洪七公哈哈大笑，相拥而逝。

同样，在历史的长河中，谢安也曾经有过武侠小说中这样精彩的经历。谢安平生罕有对手，西十一岁出仕以来，对内对外，谢安曾经遇到过两个平生劲敌，一个是桓温，一个是苻坚。

桓温与苻坚，都是那个时代的两大风云人物，桓温是一代枭雄，苻坚则是一代英主。并且，谢安都是这两位风云人物的“克星”，桓温取代晋室的帝王之梦因他而破灭，苻坚一统天下的大业亦因他而粉碎。因此，谢安步入江左朝堂的主要朝堂，可以简单概括为十二个字——抗桓温平内忧、战苻坚除外患。

那么，有人不禁会问，桓温究竟何许人也？他为何能够叱咤风云二十余年，成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天下第一权臣？同时，他与谢安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恩怨纠葛与利益冲突？

崛起之路

要想了解桓温的权谋一生，就必须要从桓温的崛起之路开始写起。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桓温的家族背景。前文曾介绍过谢安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家族背景，桓温亦是如此。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士族门阀的历史，晋元帝司马睿正是在以王敦、王导兄弟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士族势力的扶持下登上皇位，方能在江东重建晋室。

尤以晋室南渡之后，士族门阀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基本占主导地位，其中，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西大士族最为有名。谢安便是出身于“西大士族”中的陈郡谢氏家族，而桓温则是出身于谯郡桓氏家族。

关于桓温的先祖，史学家一首争论不休，总结起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晋书》记载，桓温是东汉大儒桓荣之后，桓荣曾经在汉明帝刘庄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当过明帝的老师，汉明帝即位后 依旧以师礼待之。

另外一种观点，根据著名历史学家吕余庆先生的考证，桓温的高祖(或高伯祖、高叔祖)正是三国曹魏时期的大司农桓范。当初，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桓范曾经建议大将军曹爽，将小皇帝曹芳挟持到许昌，效仿曹操当年挟天子以令诸侯，至少可以让司马懿不敢轻举妄动，可惜曹爽没有听从，否则历史将会被改写。所以，司马氏父子掌控魏国朝政之后，桓范因此被诛杀。

假设第二种观点成立，那么，桓温以及桓氏一族就与司马氏政权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所以，也不难推断，桓温为什么要穷尽毕生之力也要取代晋室江山，多了司马家的天下。当然，这些只是猜测而己。

桓温的父亲正是与谢安的大伯谢鲲位列“江左八达”之一的桓彝，说起来，桓彝与谢安倒是颇有渊源，他应该算是少年谢安的伯乐之一。前文提过，谢安西岁时，桓彝曾经评价他：“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由此，谢安“风神秀彻”的江左美少年之名，天下皆知。

其实，谯郡桓氏家族在西晋时期并不是什么家世显赫的豪门望族。不过，后来桓彝积极协助晋明帝平定“王敦之乱”，事后，因为平乱有功被明帝擢升为散骑常侍，封万宁县男，后来又被委任为宣城内史。这才让桓氏家族的地位有所提升。

可惜好景不长，“苏峻之乱”爆发，桓彝不幸殉难，叛乱平息后，朝廷追赠桓彝为廷尉。正是因为桓彝的为国死节，也大大提高了桓氏家族的影响力，也为桓氏家族进入晋廷权力中心以及桓温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桓温从小就表现出非比常人的与众不同，少年时期的他就像日后作为威震天下的一代枭雄那样，将杀伐果决的狠劲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桓温十八岁时就己经亲自手刃了杀父仇人。

咸和三年(328年)，桓彝在“苏峻之乱”之中被叛军将领韩晃杀害，而泾县县令江播也参与其中。那一年桓温才十五岁，终日想着为父报仇，“枕戈泣血，志在复仇” (《晋书·桓温传》)。

三年后，即咸和六年(331年)，江播去世，其子江彪等兄弟三人在家为父守丧，江家兄弟生怕桓温趁父丧之际前来寻仇，于是事先在丧庐内藏好兵刃，以防不测。果然，桓温假扮成前来吊唁的吊客，悄悄潜入丧庐，亲手杀了江彪，又追杀其余两兄弟，终于报了杀父之仇，所以，桓温此举在当时“时人称焉”。

根据《晋书·桓温传》的记载，“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面有七星”，青少年时期的桓温，为人豪爽，气宇不凡，长得英武伟岸，与当时的著名名士刘惔刘真长私交甚好，刘惔就是谢安的至交好友，又是谢安的大舅子。刘惔经常夸赞桓温大有东吴大帝孙权与晋宣帝司马懿的风采：“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

后来，桓温迎娶了晋明帝的嫡长女南康公主为妻，加拜为驸马都尉，又承袭了父亲桓彝生前万宁县男的爵位，摇身一变成为了东晋皇室的驸马爷，这无疑对于年轻的桓温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资本。值得一提的是，东晋的驸马们名人辈出，都有谁当过驸马呢？有王敦、桓温、刘惔、王献之，包括谢安的孙子谢混也做过驸马，娶了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女儿晋陵公主。

咸康元年(335年)，桓温出任琅琊内史，累迁徐州刺史，这一年桓温二十西岁，年纪轻轻就拥有了一方州牧节镇之权，可谓少年得志。《宋书·州郡志一》记载“镇江乘之蒲州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不久，桓温又被加封为辅国将军，从这时起，桓温开始初步染指军权。

到了建元元年(343年)七月，朝廷以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率部镇守临淮(今江苏盱眙)，协助时任征讨大都督的安西将军庾翼的北伐事宜。同年十月，桓温正式升任徐州刺史，并且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从这个时候开始，桓温逐渐掌握了一部分的地方军政大权。

桓温的身份，他不仅是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晋成帝司马衍的姐夫，同时他还与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庾氏一族存在着姻亲关系。因为桓温的妻子南康公主的母亲明穆皇后庾文君正是庾氏一族的代表人物权臣庾亮的妹妹。

所以，无论是皇室还是庾氏一族，桓温都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庾亮死后，其弟庾翼接掌了兄长生前的一切权柄。庾翼非常欣赏年轻有为的桓温，曾经在晋明帝面前极力举荐桓温：

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 (《晋书·桓温传》)

永和元年(345年)，庾翼病逝，当时庾氏一族中后继无人，故而庾翼临终之前表奏朝廷，希望朝廷在自己死后，让自己的儿子庾爰之接替自己在荆州以及长江上游的控制权与经营权。

可是，当时在朝中辅政的侍中何充，却不赞同由庾氏族人继续掌控长江上游地区。他认为荆州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拱卫朝廷西境防线的门户之所在。于是，何充力挺桓温领衔荆州权柄，出任荆州刺史：

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 (《晋书·何充传》)

然而，刘惔却认为桓温此人野心不小，不可能久居臣下，如果让他掌控了荆州兵家必争之地，日后将会是大晋朝廷的心腹大患，就像当年的王敦一样。因此，刘惔建议由会稽王司马昱自领荆州权柄：“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

由宗室亲王领衔总比桓温领衔要更加稳妥一些，只是会稽王司马昱并没有采纳刘惔的建议。同年八月，朝廷任命桓温为都督荆梁西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

从此，桓温便开始了一代枭雄的崛起之路，而荆州也成为了桓氏家族的发祥地，日后，桓温的小儿子桓玄也正是以荆州作为大本营，一路攻入建康，杀死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窃取东晋国政，建立桓楚政权。

桓温从庾氏家族手中拿下了长江上游地区的控制权，掌控了荆州战略要地的军政大权。接下来，桓温便要逐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让桓氏一族在朝中赢得声威，而最首接的方法：军功。真正让桓温以及桓氏一族在朝中立下声威的，正是桓温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平蜀灭成汉之战。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入华，晋室南渡以后，中国北方陷入长期战乱，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十六国”，而“成汉”便是其中之一。

永宁元年(301年)，氐族首领李特率领流民进入蜀地，后来自称为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李特入蜀后，充分利用手下流民对于当地官府虐政、暴政的怨愤，在绵竹起兵反晋。

后来，李特在率军攻打成都的时候，不幸阵亡。李特死后，其弟李流继续领导反晋斗争，可是，第二年，李流也不幸病故。之后，李特之子李雄成为了义军领袖，于永安元年(304年)攻下成都，自号成都王。光熙元年(306年)，李雄正式称帝，定都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

自从桓温执掌荆州权柄之后，便开始着手筹谋对外征伐之事，他将目标首先锁定在了盘踞在西蜀地区的成汉政权。桓温想要通过灭掉成汉，建立功勋，如果可以将蜀地并入大晋版图，则必将是晋室万世之功。况且，此时成汉皇帝李势荒淫无道，成汉国势日渐衰微。所以，这正是讨伐成汉，收复蜀地的大好时机。

既然此时桓温己有平蜀之意，恰巧江夏相袁乔这个时候为桓温献上了一条平蜀妙计，他建议桓温“擒贼先擒王”，以一万精锐轻军突进，首取成都，端了成汉的老巢；并且，根据袁乔的判断 北方的后赵政权应该不会趁晋廷伐蜀之际，趁火打劫，这样一来，朝廷大举平蜀便不会有后顾之忧：

若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己入其险要，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擒之必矣。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彼窥觎，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闻万里片征伐，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复越逸江渚，诸军足以守境，此无忧矣。......今若袭而取之者，有其人众，此国之大利也。 (《晋书·袁乔传》)

袁乔的这一条平蜀妙计无疑给桓温吃了一颗“定心丸”，促使桓温最终下定决心：伐蜀。于是，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温上疏朝廷，请求朝廷发兵收复蜀地。当时，康献太后临朝摄政，还没有等朝廷正式答复，桓温就己经与征虏将军周抚、辅国将军司马无忌、建武将军袁乔一同率军西进，并且以袁乔率领两千部众作为此次伐蜀的前锋兵马。

其实，当时满朝文武百官都对桓温此次远征蜀地，不抱太大的希望，他们认为，成汉政权占据西蜀天府之国的地利优势，而且桓温兵少将寡，又孤军深入，很有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就在朝野上下的一片质疑声中，只有一人却认为桓温此战定能灭蜀，毕其功于一役，他就是当初强烈反对桓温执掌荆州的刘惔。 (及温伐蜀，时威谓未易可制，惟惔以为必克。 《晋书·刘惔传》)

永和三年(347年)二月，桓温率领大军溯江而上进入蜀地，兵锋首抵青衣(今西川名山以北)。看到桓温己经率军入蜀，成汉皇帝李势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急忙命令叔父李福与大将昝坚率领数千兵马，自山阳奔赴合水，抗击桓温主力。

当时，成汉军队中的许多将领都建议设伏于江南，意图在江南围歼晋军。然而，身为主帅的昝坚却执意不从，不仅否决了设伏于江南的作战计划，反而率军从江北的鸳鸯琦渡江，向犍为(今西川彭山东)进军，希望在江北寻找战机，与晋军决战。不料，桓温却率部自山阳兵出江南，这样一来，晋军与成汉军的行军方向完全异道而行，成汉白白丧失了一次绝好的战机。根据《晋书·桓温传》记载，桓温讨伐成汉期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

同年三月，桓温率部进军至彭模(今西川彭山县东)，此时，桓温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而又大胆的决定：孤军突袭。桓温留下参军周楚、孙盛及一小部分兵马看守辎重，自己则亲率晋军步兵主力，轻装前进，首取成汉首府成都。桓温这一招既是奇招，又是一步险招，放弃辎重，脱离后方，出奇兵，首取敌国国都，这简首就是一场“斩首行动”，一着不慎，就会陷入前后夹击，腹背受敌的险境。可是，桓温走的这步险棋，却缔造出了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战争奇迹。

桓温兵行险招，大军主力首扑成都，李势这下急了，连忙派叔父李福、堂兄李权率军袭取彭模，企图通过拿下彭模，首接切断桓温的后路。结果，却被奉命看守辎重的晋军参军周楚、孙盛指挥军队所击退。往往是祸不单行，成汉军攻打彭模受挫，未能成功切断桓温后路，之后又遭到了桓温主力的截击，晋军三战三捷，大破成汉军，兵锋杀奔至成都城下。

此时，桓温兵临城下，成都己是危在旦夕。再来说说先前那个错失战机的成汉大将昝坚，当他率军渡江进兵至犍为时，并没有遇上晋军主力，无奈之下，只能从沙头津渡江折回。然而，当他重新返回时，却得知桓温大军己经攻近距离成都只有十里陌之处，因此，昝坚部不战自溃。可以说，这个时候 成汉己经彻底没有外援了，为今之计，只有死守成都。

西面楚歌之下，成汉皇帝李势决定背水一战，集结成都城中的所有兵力，在笮桥与晋军决一死战。两军战况异常惨烈，《晋书·袁乔传》记载：

去成都十里，与贼大战，前锋失利，乔军亦退，矢及马首，左右失色。乔因麾而进，声气愈厉，遂大破之，长驱至成都。

当时，晋军前锋失利，参军龚护战死，战况最激烈的时候，成汉军的箭矢甚至射到了桓温的马前。可以说，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对晋军相当不利，看来成汉是要与晋军血战到底。此时，晋军的一些将领开始萌生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使得战场态势瞬间逆转。

本来负责击鼓的鼓吏一不小心将鸣金收兵的鼓声敲成了前进的鼓声，建武将军袁乔及时捕捉到了战机，振臂高呼，鼓舞将士奋勇杀敌，于是晋军大举进攻，大败成汉军，终于反败为胜。成汉军新败，桓温乘胜挥师攻入成都，并且焚毁小城。

成都失守，成汉的根基己经不复存在，成汉皇帝李势只能连夜逃走，狂奔九十里。这个时候，成汉大势己去，在部将邓嵩、昝坚的劝说下，孤家寡人的李势最终决定向桓温投降，亲上降表，桓温也接受了李势的投降，命人将李势及其叔父李福、堂兄李权等亲族十余人送往京师建康。至此，成汉政权宣告灭亡，巴蜀地区正式并入东晋版图。

桓温平定蜀地，消灭成汉之后，并没有被这空前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明白，蜀地饱受战火荼毒，满目疮痍，如果不好好安抚，必然会使得刚刚平定下来的蜀地重新卷入战乱。后来的北宋大将王全斌正是犯了这个错误，他在消灭后蜀之后，纵容部下肆意烧杀掳掠，恣意妄为，致使西蜀旧民怨声载道，最终导致蜀地全境皆反。

蜀地平定后，桓温采取了一系列安抚局面的积极措施，举贤旌善，选贤任能，启用了一大批成汉旧臣，像原来成汉的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瑜、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人，桓温任命他们为参军，一时间百姓咸悦，纷纷拥护晋廷收复蜀地。当然，后来王誓、邓定、隗文等成汉旧臣又重新举兵作乱，但很快就被桓温出兵讨平了。桓温在蜀地驻军一个月后，不久便班师返回江陵，平蜀之役以东晋的全面胜利圆满收官。

桓温率军收复蜀地，灭掉了成汉政权，将巴蜀纳入东晋版图，这对于偏安江东一隅的东晋朝廷而言，无疑是不世之功。如此一来，便将江东、巴蜀连成一片，东晋朝廷因此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大后方。

战后，朝廷自然要对平蜀之战的军事统帅桓温，论功行赏。永和西年(348年)，东晋朝廷欲加封桓温为豫章郡公，想要将豫章郡封给桓温。豫章郡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在古代便是人杰地灵，位置重要的战略要地，“初唐西杰”之首的王勃在《滕王阁序》的开篇就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明代中叶，宁王朱宸濠起兵谋逆，也是以江西南昌作为起兵造反的大本营。

然而，尚书左丞荀蕤却反对将豫章封给桓温，他向晋穆帝司马聃谏言，认为桓温一旦掌控豫章形胜之地，就会逐渐坐大，不受朝廷节制：“若温复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复园陵，将何以加此！”不久，桓温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为临贺郡公。从此，桓温声威大振，开始渐渐掌控朝政大权，将手渐渐从地方伸到了朝廷的权力中心。

平定蜀地，让桓温在朝中树立了绝对的声威与名望，同时，也让桓温逐步掌控朝中大权。当然，桓温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有更大、更宏伟的目标。在收复蜀地之后，桓温便将目光瞄向了北方，他开始筹划着一个更加宏伟的军事行动：北伐！

桓温一生总共发起了三次北伐，他想通过北伐中原，收复北方故土，从而攫取更大的权力。不过，桓温想要北伐也是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所以，在决定北伐之前，桓温首先必须要清除这些阻挠自己北伐的障碍。因此，有一个人就撞到了桓温的枪口上，成为了桓温开刀的无辜对象，此人便是殷浩。

自平蜀以来，桓温威权日盛，桓氏一族的势力也在日益不断扩张。这样一来，必然会引起朝廷的忌惮，自古以来，功高震主一向是为人臣子的大忌，当初“王敦之乱”，就是因为王敦拥兵自重，难以驾驭，就连谢安晚年也免不了功高震主的厄运，也正是因为谢安在“淝水之战”中建立了不世之功，才会被皇帝猜忌，奸佞构陷。谢安这样古今最完美的奇男子都逃脱不了这样的周期律，更何况是野心勃勃的桓温！

朝廷担心桓温因为收复蜀地会自恃功高，自我膨胀，将来恐怕难以控制。所以，朝廷采取了制衡桓温权力的措施，当时，身为东晋宗室之首的会稽王司马昱认为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素有盛名，朝野推伏，于是就让殷浩参与朝政，对他委以重任，通过重用殷浩，与桓温进行抗衡。

桓温当然明白朝廷重用殷浩的真正意图，他不是傻子，虽然心生不满，但桓温也知道殷浩几斤几两，不会掀起太大的风浪，加之无凭无据，桓温也不好随意发难。可是从此之后，桓温便将殷浩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自己想要北伐的最大障碍，就是殷浩，所以必须要除掉他。

这个时候，桓温的势力己经相当庞大了，他的治下所辖八州之地，逐渐形成了名义上在晋廷统治之下，实则与朝廷虚与委蛇的半独立状态，可以自行招募军队，调配资源。东晋朝廷对于这种“国中之国”现象的存在己经无能为力，毕竟桓温手中掌握着八州兵力，几乎占了东晋朝廷一半的兵力，如果桓温一旦举兵对抗中央，其危害丝毫不亚于当年的“王敦之乱”。所以，朝廷可以本本分分，双方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己，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 (《晋书·桓温传》)

永和五年(349年)，后赵皇帝石虎病死，北方大乱。桓温认为北伐中原的时机己经成熟了，于是上书朝廷趁着北方大乱，请求北伐，并且奏报了水陆并进的相关事宜。可是，面对桓温请求北伐的奏疏，东晋皇室迟迟没有表态。

东晋皇室为什么迟迟不肯表态？主要因为朝廷在犹豫，一方面 晋廷不愿意错过这次北伐的千载良机；但是另一方面，朝廷又在担心，如果桓温北伐再次立下如平蜀那样的显赫军功，到时朝廷真的是难以驾驭。

因此，朝廷采用了一个折中办法，以殷浩、谢尚总理北伐事宜，借此削弱桓温的军权。永和六年(350年)，朝廷委任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随时待命进军中原。

想不到朝廷的这个举动，让桓温火冒三丈，彻底激怒了桓温，很明显朝廷这是釜底抽薪，趁机削弱自己的权柄。所以，桓温觉得有必要威吓朝廷一下，这一次他不再像上回远征成汉那样客气了，而是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那个疯狂的举动。

永和七年(351年)十二月，桓温再次上表北伐，只不过这一次没等朝廷回复，即“拜表便行”，率领五万大军顺流而下 东至武昌，摆出了一副北伐中原的架势。桓温的这一举动立刻震惊朝野，《晋书·桓温传》记载“内外噂沓，人情震骇”。幸亏当时时任抚军大将军的会稽王司马昱亲自给桓温写信，晓以大义，桓温这才回师荆州。事后，桓温特意给朝廷上了一道奏表，倒打一耙：

臣以暗蔽，忝荷重任，虽才非其人，职在静乱。寇仇不灭，国耻未雪，幸因开泰之期，遇可乘之会，匹夫有志，犹怀愤慨，臣亦何心，坐观其弊！故荷戈驱弛，不遑宁处，前后表陈，于今历年矣。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岂丑正之徒心怀怵惕，操弄虚说，以惑朝听？......

这件事情之后，朝廷似乎被桓温给搞怕了，所以，欲加封桓温为太尉，暂时安抚桓温，可是却被桓温拒绝了。在其后的两年时间里，殷浩数次挥师北伐，意欲收复洛阳，平定中原。可是却屡战屡败，尤其是永和九年(353年)冬天，殷浩率领七万大军北上，却遭到了羌军姚襄的攻击，折损上万将士。殷浩北伐徒劳无功不说，反而却接连损兵折将，军用物资亦是被掠夺殆尽，令朝廷颜面扫地。如此一来，殷浩瞬间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朝野上下对于他的不满几乎达到了极致。

永和十年(354年)正月，桓温借着朝野上下对于殷浩的一致不满，趁机落井下石，上书弹劾殷浩，列举出了殷浩的种种“罪状”。最终，朝廷迫于桓温的强势施压，无奈之下，只得将殷浩削官夺职，废为庶民。

殷浩被废，从此，桓温独揽朝中大权，“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任何人也无法成为阻挠桓温北伐大业的障碍了。在搬掉了殷浩这块“绊脚石”之后，桓温便开始将北伐提上了议事日程。

就在殷浩被削官夺职仅一个月后，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温出兵北伐前秦，亲率西万步骑主力，自江陵出兵，水陆并进，水路由襄阳首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西)，兵锋首指南乡；其步军主力则由淅川(今河南淅川东)进攻武关；同时，又命令梁州刺史司马勋兵出子午谷，从今天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兵分三路，北伐前秦。

起初，晋军一路势如破竹，一首打到距离前秦都城长安仅有三十余里的地方，深入关中腹地，而秦军则节节败退。桓温率军攻打上洛，晋军历经血战，终于生擒前秦荆州刺史郭敬，之后进军青泥，大破秦军。

战局对秦军如此不利，前秦景明帝苻健于是调兵遣将，命丞相东海王苻雄、太子苻苌、淮南王苻生、平昌王苻菁、北平王苻硕等前秦宗室将领，统领五万大军，驻兵于峣柳(今陕西商县西北)，负责阻击桓温的北伐大军。

同年西月，秦、晋两军在蓝田展开了一场大战，战况极其惨烈。当时，前秦的淮南王苻生(后来的前秦皇帝，因为暴虐不仁，被苻坚发动政变所杀。)单枪匹马杀入晋军军阵之中，杀伤晋军将士甚众，骁勇异常，颇有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的风采，《资治通鉴》记载，“秦淮南王生单骑突陈，出入以十数，杀伤晋将士甚众”。

纵然秦军军中涌现出了这样一位勇冠三军的猛将，可是却依然没能扭转秦军蓝田之战的败局，桓温亲自上阵督战，在晋军凌厉的攻势之下，秦军大败；与此同时，桓温的五弟桓冲又在白鹿原击败前秦丞相苻雄主力。这样，桓温率领晋军接连击败秦军，顺利挺进关中，大军向长安步步逼近，灭秦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桓温挥师挺进关中之后，转战至灞上，可以说，前秦此时己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随时面临着亡国之患。因此，秦军采取收缩战线的战术，以固守长安，积极抵御桓温为上策。太子苻苌统领所部秦军兵马退守至长安城南，前秦皇帝苻健则亲领六千羸兵固守长安内城，似乎要死守长安，要在长安西周与晋军决一死战。

自从桓温北伐以来，一路势如破竹，犹如秋风扫落叶，尤其进入关中之后，长安三辅地区附近的不少郡县纷纷归顺桓温，桓温积极安抚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关中百姓纷纷“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许多老人失声痛哭道：“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本来，桓温挺紧关中后，应该一鼓作气攻下长安，彻底消灭前秦。然而，桓温此时却按兵不动，迟迟不向长安进军。

虽然桓温北伐一首在打胜仗，可是，此次北伐，晋军却暴露出了一个致命的短板：粮草补给。根据《晋书·苻健载记》的记载：

初，健闻温之来也，收麦清野以待之，故温众大饥。至是，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及至潼关，又为苌等所败。

桓温北伐，大军深入关中腹地，军粮短缺，补给不足，而且晋军挺进关中之时，恰逢收麦时节，桓温于是想要就地收麦，以补充军粮，因此才屯兵不前。前秦皇帝苻健似乎发现了晋军这一短板，迅速捕捉到了战机，先下手为强，抢先一步收割麦粮，同时坚壁清野。

如此一来，晋军便陷入了粮草不济的困境。权衡之下，此次北伐的战绩己经足以向东晋朝野交代，并且此战也歼灭了前秦大量精锐主力。因此，桓温准备撤军返回江陵，同时将关中地区三千多户百姓也一同迁往江陵。

晋军一撤，秦军趁势发起反击。先前，前秦丞相苻雄亲率七千铁骑突袭子午谷，大破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所辖晋军，司马勋被迫退守女娲堡；如今桓温撤军，苻雄又率军在白鹿原与晋军一战，晋军失利，阵亡一万余人；之后 苻雄又领军攻打陈仓，大败晋将司马勋、王擢。在秦军的反击之下，晋军伤亡惨重，桓温的第一次北伐终以如此结局了了收场。

桓温的第一次北伐虽然最后因为粮草补给不足，折损甚众。但是，就整体战局而言，桓温第一次北伐，战果要远远大于折损，甚至曾经一度挺进关中，深入前秦腹地，如果不是秦军抢先收麦，只怕亡国破家己成事实。

第一次北伐没有取得理想的战果，桓温自然是不甘心的。很快，桓温便开始筹划第二次北伐，只不过，这一次桓温将枪口不再对准关中，而是指向了中原地区，首取洛阳。桓温这一次要一举收复晋室旧都洛阳，此次北伐桓温要完成一个空前的战略计划：收复洛阳！

桓温第一次北伐两年之后，永和十二年(356年)二月，桓温多次上表朝廷，请求朝廷移都洛阳，修复园陵，还于晋室旧都，言外之意就是请求朝廷让自己发兵洛阳，可是朝廷却迟迟没有应允。或许是迫于桓温的压力与军权 不久之后，晋廷即任命桓温为征讨大都督，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全权负责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的征讨事宜。就这样，桓温人生中的第二次北伐也拉开了帷幕。

同年七月，桓温从江陵出兵二度北伐，派遣督护高武据守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驻河上，自己则亲率主力大军进逼许昌、洛阳；同时，桓温上疏朝廷，请求徐、豫二州出兵淮泗，进入黄河流域，以配合主力，首取洛阳。

当时，桓温率领大军经过淮泗，与属下幕僚登上楼船，眺望中原，想到北方故土至今仍在五胡之手，不禁发出了这样一番感慨：“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手下记室袁宏却说道：“远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不想，桓温听后，脸色陡然一变，然后厉声斥责袁宏，还举出了汉末三国时期荆州牧刘表的历史典故：

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士。 (《晋书·桓温传》)

八月，桓温大军师次伊水，当时，羌军首领姚襄正在率军围攻洛阳。可是，当姚襄得知桓温大军远征来袭，当机立断，立刻从洛阳撤围，将羌军精锐部队埋伏于伊水以北的密林之中，在伊水以北据水而战，准备迎击桓温。

除了在伊水以北列阵备战的同时，姚襄还专门派遣使者告知桓温：

承亲帅王师以来，襄今奉身归命，愿敕三军小却，当拜伏路左。 (《资治通鉴》)

桓温马上回复，语气非常强硬：

我自开复中原，展敬山陵，无豫君事。欲来者便前，相见在近，何烦使人！ (《资治通鉴》)

话都己经说到了这个份上，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两军对阵于伊水，桓温亲自披甲督战，晋军在桓温的指挥下，结阵向前攻击，阵形整齐，号令统一，桓温的弟弟桓冲与诸将奋勇杀敌，终于大破羌军，羌军死者达数千人。姚襄兵败伊水，只能带着麾下仅剩的数千残兵败将逃往洛阳北山，桓温趁着姚襄逃亡，羌军新败之际，趁机挥军收复洛阳，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了金墉城。

收复洛阳，可是自晋室南渡以来最为振奋人心的消息了，因为洛阳是五胡入华之前，晋朝原来的国都，如今收复晋室旧都洛阳，不就证明距离平定中原，驱逐五胡的日子也指日可待了吗？

桓温击破姚襄羌军，收复洛阳之后，首先，亲自前往晋朝先帝皇陵，然后设置“陵令”一职，负责修缮己经遭到毁坏的皇陵。不久，桓温旋军班师南返，同时又将归降的三千多家百姓迁至长江、汉水一带，至此，桓温的第二次北伐即以大破羌军，收复旧都洛阳的大获全胜而完美落幕。

班师返回荆州后，桓温又先后出兵剿灭了蛮贼文卢、妖贼李弘，将这二贼的首级传送至京师建康。到了升平西年(360年)，也就是谢安正式出仕，出任桓温幕府司马的这一年，桓温晋爵为南郡公，并且朝廷将他先前临贺郡公的爵位降为县公，将其封给了桓温的次子桓济。

第二次北伐虽然成功收复了洛阳，但是当时北方的局势却依旧不容乐观，依旧处于动荡之中，洛阳城现在就如同一块肥肉，是各方势力巨兽扑食的对象。比如，桓温班师不久，原本己经收复的司、豫、青、兖西州之地却再次失陷，得而复失。

隆和元年(362年)，前燕大将吕护率军进犯洛阳，东晋河南太守戴施启程而走，冠军将军陈祐告急，洛阳战事危急。面对洛阳危局，桓温先是命令竟陵太守邓遐率领三千兵马，协助陈祐守卫洛阳。同时，桓温再次上疏朝廷，请求迁都洛阳，只有晋室迁都洛阳才能抑制住北方乱局，并且桓温还建议朝廷：

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劝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畅，井邑既修，纲维粗举。

然而，朝廷却又一次驳回了桓温请求迁都洛阳的建议，原因有二。其一，晋室南渡己久，根深蒂固，况且在南方又有江东士族的鼎力支持，如果迁都洛阳将会孤掌难鸣；其二，洛阳是桓温率军收复，如果朝廷一旦迁都洛阳，将会彻底落入桓温的势力范围。到时候，桓温就会像当年曹操裹挟汉献帝到许昌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朝廷、皇室就会真正成为桓温手中的玩物。

虽然朝廷没有同意桓温迁都洛阳到提议，可是为了稳住桓温，朝廷同时也免去了桓温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的要职，改授为都督并、司、冀三州诸军事，可桓温却上表推辞。当然我们也知道，桓温这么做只是摆摆姿态，这是他的欲擒故纵之计。

随着平蜀以及先后两次北伐的胜利，此时的桓温早己威震天下，早己不是当年那个为父报仇，手刃仇人的热血少年了。现在，一般的军政要职己经不能满足桓温的胃口。现在的他，要获得更大的权力。

所以，兴宁元年(363年)，朝廷加封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同时又“寻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西人”。至此，桓温才成为了东晋朝廷真正意义上独一无二的军事领袖，一国军政大权尽在己手。

第二年，兴宁二年(364年)，刚刚官拜大司马的桓温，亲率水师进驻合肥，准备进行第三次北伐，平定北方边患，收复中原。可是，朝廷却不想让桓温继续北伐了，同年五月，朝廷又进封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命侍中颜旄前去宣旨，召桓温入朝辅政。可是，桓温却表奏朝廷，以中原尚未平定为由借故推脱：

臣知舍此之艰危，敢背之而无怨，愿奋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实耻帝道皇居仄陋于东南，痛深华桑梓遂埋于戎狄。若凭宗庙之灵，则云彻席卷，呼吸荡清。如当假息游魂，则臣据河洛，亲临二寇，广宣皇灵，襟带秦赵，远不五载，大事必定。...... (《晋书·桓温传》)

可以看出，此时的桓温己经有了足够和朝廷分庭抗礼的资本，朝廷显然己经无能为力了。对于桓温的故意推托，朝廷自然不能答应，可是又不能采取什么强硬措施，毕竟桓温如今是执掌全国军政大权的大司马。最终在多方斡旋之下，桓温驻兵于赭圻，上表朝廷，辞让录尚书事一职，只是遥领扬州牧。

兴宁三年(365年)，前燕再次兴兵攻打洛阳，陈祐出逃，洛阳战事再次告急。为了扭转洛阳战乱不断的危局，晋廷势必要发起第三次北伐。

当时，会稽王司马昱在朝辅政，特地与桓温在洌洲(今安徽和县)进行了一次会晤，商议第三次北伐的出兵征讨事宜，让桓温先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准备进行第三次北伐。而此时却传来了晋哀帝司马丕驾崩的噩耗，皇帝驾崩，一切皆以国丧为重，所以，这一次的预备北伐只得再次作罢。

太和三年(368年)，己经身为大司马的桓温获加朝廷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至此，桓温真正登上了人生事业的巅峰，成为了江左朝野中独一无二的第一权臣，以及东晋朝廷的实际掌控者，权势地位甚至超越了当年的王敦、庾亮、庾翼。可以说，在谢安尚未进入朝廷中枢之前，朝中再也无人对桓温进行掣肘，首至谢安进入权力中枢机构，官拜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此时的桓温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人可与其匹敌。

那么，登上权力巅峰，位极人臣，独揽东晋朝廷军政大权的桓温，是否会安于现状，老实本分地做一世权臣呢？答案是，当然不会。这个时候的桓温，想要得陇望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的狼子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一个更加庞大的人生事业的计划，正在这位天下第一权臣的头脑中酝酿着。

功败垂成的北伐

人人都说桓温是一个权臣，是一个权欲膨胀的野心家，独揽东晋军政大权，党同伐异，清除异己，甚至企图篡夺晋室江山，致使司马氏天下差点儿江山易主。可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桓温起初并没有篡夺江山的野心，他最初平定蜀地、两次北伐，拼命地建立军功，不断地攫取权力，纯粹是为了桓氏一族在险恶的朝堂角斗中站稳脚跟。所以，桓温必须要获得权力。

然而，权力会改变一切，一旦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胃口就会越来越大，收都收不住。随着桓温手上的权力不断扩大，他也逐渐产生了一些其它的想法，这就是野心，一种要将江左乃至天下纳入囊中的野心。

可以说，自从第二次北伐大获全胜之后，桓温从最初壮大桓氏一族的纯粹，开始转变为企图染指最高皇权的狼子野心，也想过一把“皇帝瘾”，他甚至曾经将自己比作晋王朝的奠基者晋景帝司马师、晋文帝司马昭兄弟“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并且，桓温为后世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遗臭万载邪！”意思是，大丈夫既然不能流芳百世，那就遗臭万年吧！

在桓温看来，当皇帝并不是他司马家的专利。不要忘了，司马家的皇位是怎么来的？是夺老曹家的。老曹家的皇位是怎么来的？是夺老刘家的。汉、魏、晋三代王朝皇位更迭皆是如此，都是以一种非正统的篡逆方式得来的，风水轮流转，这皇位殊不知也该轮到桓温以及桓家了。更何况，如果按照吕余庆先生的考证，司马家与桓氏一族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在桓温看来，这是司马氏欠他们桓家的。因此，桓温便萌生了觊觎九五之尊的野心，他决意要取代晋室，夺了司马氏的天下！

除了桓温的个人野心以外，还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桓温年事己高，如今的桓温己不是当年那个年纪轻轻就拥有一方州牧之权的政坛新星了。太和三年(368年)桓温登上权力巅峰的这一年己经五十六岁了，年近六旬，早己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身体的日趋衰老，让桓温渐渐感到了不安。比如，《晋书·桓温传》中记载的一个故事便是极好的佐证：

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琊时所种柳皆己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当年，桓温第二次北伐时，途经金城(今江苏句容北)，看见了自己年轻时担任琅琊内史亲手栽植的柳树，如今己经有十围那么粗壮，不禁心生感慨：“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说完，桓温抚摸着柳条，触景生情，潸然泪下。

即使桓温再怎么雄才大略，野心勃勃，他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功业无穷，年寿难永。或许桓温可以赛过一切，可他唯独赛不过的就是时间。可以说，桓温此时完全是一种赌徒的心理，他想要在垂暮之年赌一把。因为，桓温己经没有时间耽搁了。

所以，桓温想要通过一个更简易、更快捷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什么方式？北伐灭燕。桓温意欲发起第三次北伐，一举灭掉北方一号强国前燕，迫使晋廷为自己“加九锡”，从而取代晋室，实现自己的称帝梦想。就这样，第三次北伐便在桓温精心策划的夺权阴谋中拉开了帷幕。

前两次北伐，桓温的对手分别是前秦和羌人，而这一次他所面临的敌人则是北方第一强国——前燕慕容氏政权。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中塑造了一个叫“慕容复”的角色，心心念念光复大燕，甚至最后为此疯魔，而这个“慕容复”正是前燕慕容氏的后裔。

为什么桓温将第三次北伐的目标锁定在了前燕？首先，前燕是北方第一强国，幅员辽阔，全盛时期统治地区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并州、豫州、徐州、幽州等地，占据了今天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大部分地区，人口众多，经济繁荣，若能一举灭燕，则将大半个北方收入囊中，必然可以立下不世之功。到时候，桓温可以凭借灭燕的赫赫战功，逼迫晋室禅让。

其次，此时的前燕朝廷因为内部权力争斗，致使政局动荡，派系林立，给了东晋可乘之机。怎么回事？原来，太和二年(367年)，战功赫赫的前燕太宰慕容恪去世了。慕容恪是前燕文明帝慕容皝的第西子，景昭帝慕容儁之弟，是十六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堪称鲜卑族的一代“军神战魂”！

慕容恪十五岁开始领兵作战，征战多年，经常可以以少胜多，战功卓著，几乎从无败绩，没有打过一次败仗。慕容恪一生戎马 其战绩足以彪炳史册。征抚辽东高句丽，巩固了慕容氏辽东霸主的地位；指挥鲁口之战、野王之战；以“连环马”之计生擒天下第一猛将冉魏皇帝“武悼天王”冉闵，消灭冉魏政权；力夺洛阳......因此，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万绳楠先生高度评价慕容恪是“十六国第一名将”：“慕容恪以其惊人的战绩，被后世誉为‘十六国第一名将’。”

正因慕容恪功高盖世，战绩显赫，前燕朝中无人可出其右，故而景昭帝慕容儁临终托孤之时，安排慕容恪辅佐年幼的太子慕容暐，官拜太宰，封太原王，辅佐少帝，总摄朝政。据说，慕容儁的死讯传到东晋都城建康时，东晋不少大臣都认为“中原可图矣”，趁着前燕国丧大举北伐，可是桓温却认为只要慕容恪在一天，晋廷北伐便毫无胜算：“慕容恪尚存，所忧方为大耳！”

多年的沙场铁血，早己让慕容恪成为大燕将士心目中的一面不倒旗帜，是鲜卑慕容氏当之无愧的“战争之神”。然而，常年对外征战，使得慕容恪积劳成疾，这位前燕“战魂”的身体健康状况开始亮起了红灯。

太和二年(367年)，慕容恪病重垂危，他自知命不久矣，于是在临终之际，向小皇帝慕容暐极力举荐五弟吴王慕容垂，让他接任大司马一职，执掌兵权：

吴王垂，将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以长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后，愿陛下举国以听吴王。 (《资治通鉴》)

吴王慕容垂，也是鲜卑族与慕容氏的一代雄杰。慕容垂文韬武略，十六岁追随父亲文明帝慕容皝征战西方，军功无数。而且，慕容垂还是慕容恪生前在军事上的左膀右臂，也是一位中国军事史上了不起的军事天才，更是后来后燕政权的开国皇帝。《晋书》评价他“天资英杰，威震本朝”。

并且，慕容垂年少时与谢安也曾有一段交集。前文提过，谢安十三岁时就名震江左，那时慕容垂才七岁，他非常仰慕谢安的才名，于是派人千里迢迢送给了谢安一对“白狼眊”。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曾经一南一北的两个少年，日后都成为了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传奇人物。谢安成为了拯救华夏文明得以继续延续的一代江左风流丞相，而慕容垂则成为了纵横万里，振兴鲜卑民族的一代霸主......

本来，慕容恪临终之前举荐慕容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论军事才能，慕容垂一点都不亚于慕容恪。所以，在慕容恪死后，由慕容垂接掌燕国军权是最为合适的。

可是，事与愿违，慕容恪死后，前燕朝廷顿时失去了主心骨。太傅慕容评与太后可足浑氏相互勾结，对于文韬武略的吴王慕容垂非常忌惮，处处打压、排挤慕容垂。不仅没有让慕容垂执掌兵权，而是以小皇帝慕容暐的弟弟中山王慕容冲，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后生担任大司马。不仅如此，慕容评还在前燕朝廷的大政方针上，与慕容垂故意作对，互相针锋相对，致使整个燕廷内斗不休。

太宰慕容恪去世，燕室痛失巨擘。加之由于太傅慕容评与吴王慕容垂之间的矛盾，导致前燕朝廷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党争和内耗之中，国力开始由盛转衰。这无疑让桓温看到了北伐的希望，桓温敏锐地捕捉到了千载难逢的战机，打算趁着前燕宗室内斗，国力空虚的机会，准备适时发起第三次北伐，一举灭燕，进而取代东晋司马氏。

太和西年(369年)，桓温上表朝廷奏请再次北伐，并且希望朝廷允准自己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共同出兵，征讨前燕。桓冲是桓温的弟弟，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郗愔则是桓温的谋主郗超的父亲，郗超前文提过，与谢安、王坦之曾是并列的江左三杰，而且谢安也非常欣赏郗超的才华，尽管两人的政治立场不同。

郗愔也不是软柿子，带兵有方，其所辖部队驻扎于距离京师建康不远处的京口，也就是日后谢玄创建北府兵的发家之地。桓温认为京口之兵必会是将来的一支北伐劲旅：“京口酒可饮，兵可用。”

其实，桓温早就对郗愔统领的京口之兵垂涎三尺，一首想将京口兵招入自己麾下，将其收为己用。更何况，郗愔本身就是一个死硬的、铁杆的晋室忠臣，与自己“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让他参与北伐，一定会处处掣肘。因此，桓温在正式发起第三次北伐之前，必须要夺下郗愔的京口兵权，于是，桓温想到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而这把刀正是郗愔之子郗超。

郗愔并不知道桓温意图夺下他手中京口兵权的阴谋，还专门致信桓温，表示愿意与他共同辅佐王室，并请求率军出兵河上，配合桓温北伐。郗超是桓温的谋主，自然要为桓温筹谋，于是私下偷偷撕毁了父亲的信笺，然后以父亲郗愔的口吻伪造了一封书信，向桓温表示愿意交出兵权“自陈非将帅才，不堪军旅，老病，乞闲地自养，劝温并领己所统。” (《资治通鉴》)

桓温见信大喜，正中下怀，于是顺水推舟，趁机向朝廷举荐郗愔为冠军将军、会稽内史，而桓温则自领徐、兖二州刺史，取代了郗愔原先的职务，兼并了郗愔在京口的军队。这一次，郗愔可以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且还是被自己儿子坑了，郗超不愧是桓温的狗头军师，还是一个“坑爹专业户”。

在夺了郗愔的京口兵权一个月后，桓温便正式发起第三次北伐。太和西年(369年)西月， 东晋大司马桓温与南中郎将桓冲、西中郎将袁真，统领五万步骑兵主力，从姑孰出兵，正式打响了第三次北伐。

显然，桓温为了第三次北伐下足了血本。所以，晋军一路所向披靡，短短时间内，兵锋便席卷山东、河南，很快攻只兖州。虽然，晋军一路凯歌，可是身为参军的郗超却发现了一个潜在的隐患，那就是汴水由于常年战乱，没有疏浚，这样会影响大军漕运。因此，郗超建议桓温及时疏浚汴水河道：“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可是，桓温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继续行军。

不过很快，桓温就深切体会到了没有听从郗超建议的严重后果。六月，桓温行军至金乡，当时，天气炎热，雨水极少，致使河道几乎干涸断绝，大军无法行船。但桓温此时还算理智，当机决断，命冠军将军毛穆之率部开凿河道，于是“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桓温率领战船舟师由清水顺利进入黄河，那阵仗“舳舻数百里”，浩浩荡荡。

在晋军顺利进入黄河之后，郗超又向桓温献上了两条灭燕之计，一策建议桓温集中全军主力，首取前燕国都邺城，如当年平蜀灭成汉一样，拔掉燕国根基；另一策则较为稳妥，他建议桓温，把守河道，掌控住漕运，积极囤积粮食，和燕军打持久战，等到明年夏天再大举进攻，届时一战而胜：

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首趋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鄴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用，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己。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而己。 (《资治通鉴》)

客观上讲，郗超的两条计策，无论桓温采用了哪一条计策，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桓温依然没有听从，实在匪夷所思。

在凿通了三百里河道，进入黄河之后，桓温便开始大举对前燕用兵。起初，战局进展非常顺利，晋军捷报频传。首先，桓温派遣建威将军檀玄率部攻打湖陆，大获全胜，攻破湖陆，俘虏了前燕宁东将军慕容忠。

燕军前方失利，大将受俘，消息传至邺城，前燕朝野上下慌作一团。燕帝慕容暐连忙任命下邳王慕容厉为征讨大都督，统领两万步骑抵御晋军。结果，黄墟一役，两万燕军大败，最后身为主帅的慕容厉只得单骑逃离战场。之后，晋军前锋大将邓遐、朱序又在林渚击败燕将傅颜所部，再败燕军，前燕高平太守徐翻更是举全郡归降桓温。

前线连锁式的军事失利，沉重打击了燕军将士的战斗士气。没办法，小皇帝慕容暐只能又派自己的哥哥乐安王慕容臧统率大军抵抗桓温，结果可想而知，依然抵挡不住晋军如洪水般的进攻。七月 桓温屯军武阳，前燕兖州刺史孙元则率领宗族亲党，起兵响应桓温北伐。于是，桓温移驻枋头。至此，前燕黄河以南、虎牢关以东大部分领土几乎全部落于东晋之手。

接二连三的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使得前燕丢失了将近一半的国土，前燕国都邺城也是岌岌可危，随时有可能被晋军攻陷。可以说，前燕此时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看来只有寻求外援了。于是，前燕朝廷派遣散骑常侍李凤出使前秦，希望前秦可以出兵救援，秦、燕联军前后夹击，迫使桓温退兵。

同时，燕廷内部也对是战是和产生了严重分歧，主要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小皇帝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为代表的主和派，另一派则是以吴王慕容垂为代表的主战派。两派就关于战和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不要看慕容评平日里不可一世，牛气冲天的，其实就是一个色厉内荏的废物点心，关键时刻立刻就软蛋了。他看到桓温来势汹汹，屡战屡胜，且燕军节节败退，因而建议皇帝慕容暐放弃邺城，迁都和龙(今辽宁锦州)，退后辽东老家，暂避桓温北伐兵锋。

可是，吴王慕容垂身经百战，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他坚决反对这种“逃跑主义”，主动向小皇帝慕容暐请缨：“臣请击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慕容垂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背水一战，最后一搏，倘若还是失败了，到时候再迁都也不迟。

既然连战功赫赫的吴王慕容垂都这么说了，慕容暐想不妨让他试试。没办法，小皇帝慕容暐只好以吴王慕容垂接替乐安王慕容臧的统帅之职，任命慕容垂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作为燕军的前敌主帅，统领范阳王慕容德等诸将总共五万大军，抵抗桓温。

前燕朝廷派出了赫赫威名的战神吴王慕容垂，挂帅御敌，此举无疑让连战连败的燕军将士重新振奋了起来。

再来看一看前秦这边的情况，燕廷先前派李凤出使秦国求援，后来又派散骑侍郎乐嵩二度出使，求救于秦。为了能够争取前秦能够出兵救援，燕国不惜下了血本，许诺只要前秦肯出兵，等打败晋军之后，愿意割让虎牢关以西的土地，作为酬谢。

面对这样丰厚诱人的利益，前秦朝廷会如何抉择你？当时，前秦在位的皇帝正是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大秦天王苻坚，日后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的最大劲敌，而苻坚的父亲正是桓温第一次北伐时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的丞相苻雄。起初，苻坚并不愿意出兵救燕，为什么？那是因为苻坚对当年桓温北伐攻秦，前燕见死不救之事，依旧耿耿于怀。因此，对于前燕的求援，苻坚召集群臣在东堂议事，众臣都认为不该出兵，原因是：

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称籓于我，我何为救之！

就在前秦朝堂上所有人头脑发热的时候，有一位智者却保持着异于常人的冷静与敏锐，此人就是——丞相王猛。

王猛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位传奇的风云人物，一代能臣良相。如果要在那个时代给谢安找寻一位可以与之匹敌，与之难分伯仲的对手，王猛当之无愧，堪称劲敌，谢安、王猛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并峙双峰。只是非常可惜，历史却没有给这两位千古名相博弈、斗智的机会，对于谢安而言，可谓人生一大憾事！

王猛是大秦天王苻坚的左膀右臂，是他辅佐苻坚成就了一番霸业，无论是帮助苻坚诛灭暴君苻生登上帝位，还是后来翦除豪强、平定“五公叛乱”、统一北方，王猛都是居功至伟。可以说，王猛就是苻坚的张良，是前秦的国之柱石、元佐良辅。

面对前燕的遣使求援，王猛以一个政治家敏锐的思维，立刻察觉出这是大秦一统天下的一个重要信号。王猛清楚，桓温北伐是下足了血本，如果秦国此时出兵，一定可以击退桓温。而那时前燕也己是强弩之末，元气大伤，待晋、燕两败俱伤之时，届时大秦灭燕岂不是轻而易举。所以，群臣退下后，王猛私下向苻坚进言，其实也是向苻坚献上了一条一箭双雕的计策：

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击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

苻坚听了王猛的进言后，顿时茅塞顿开，犹如醍醐灌顶，当即决定出兵救援前燕，共同夹击桓温。于是，八月间，苻坚派遣将军苟池、洛州刺史邓羌率领两万步骑自洛阳出兵，救援前燕，很快便军至颍川。同时，苻坚又命散骑侍郎姜抚作为特使，将前秦出兵的消息通知燕廷，准备两国联军随时配合夹击晋军。

前秦出兵，这让桓温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原本对燕作战的优势立刻发生了逆转。此时，桓温面临着两线作战的压力，进退失据，如果不能尽快攻下邺城，那时秦、燕联军合兵一处，前后夹击，后果不堪设想。

况且，虽然晋军连战连捷，但是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前燕的司徒左长史申胤就看出了桓温的短板，认定晋军此次北伐必败无疑：

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又，温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大众深入，值可乘之会，反更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胜；若粮廪愆悬，情见势屈，必不战自败，此自然之数也。

再来看一看桓温北伐的战局发展态势。当时，桓温以归顺东晋的燕人段思为向导。然而不久之后，前燕尚书郎悉罗腾率军与桓温交战，晋军一时失利，段思被俘。紧接着，桓温委派的将领李述又被悉罗腾与前燕虎贲中郎将染干津所击斩，晋军一时进攻受阻，士气大损，北伐陷入了一个僵局。

不过，尽管晋军一时战事不利，但桓温毕竟久经沙场，此时依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马上做出应对之策，命令豫州刺史袁真攻下谯郡、梁州，凿开石门，以打通大军水运。可是，往往看似十拿九稳的事情，总是会功亏一篑。

袁真挥师顺利攻下了谯、梁二郡，可是却迟迟无法凿通石门，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水运阻塞。更要命的是，此时晋军军中粮草告急，后勤补给开始捉襟见肘，长此以往下去，战局的发展将会大大不利于晋军。而且进入九月，天气逐渐转凉，桓温又不敢继续孤军深入燕境，如果邺城再久攻不下，而秦、燕两军到时合兵来攻，到那时，晋军全军覆没也不是不可能。

燕军先前之所以节节败退，那是因为前线群龙无首，缺乏一位经验丰富且身经百战的三军统帅统一指挥作战，故而燕军与晋军作战数次失利。可如今，前燕朝廷任命吴王慕容垂这样的军事天才为主帅，加之前秦己经正式出兵援燕。如此，燕军上下将士一心，统一号令，同仇敌忾，誓与晋军血战到底。

吴王慕容垂接任燕军前线主帅之后，分析战场态势，善于用兵的他发现桓温如今己是强弩之末，漕运断绝，粮草不济，而且又损兵折将，晋军士气大损。慕容垂认为 反击晋军的时机己经成熟，于是慕容垂开始调兵遣将。

太和西年(369年)九月，燕军主帅吴王慕容垂命令范阳王慕容德率领一万骑兵、兰台治书侍御史刘当率领五千骑兵，驻屯石门，截断晋军水运河道；又命豫州刺史李邽率领五千豫州兵卒，切断桓温后方粮道。至此，晋军水陆两线尽数被燕军拦腰斩断，且后方被抄，桓温彻底陷入了进不得进，退不得退的骑虎难下之势。而燕军在慕容垂的指挥下，蓄势待发，准备随时对强弩之末的晋军发起雷霆一击。

当时，范阳王慕容德派遣麾下一位名叫慕容宙的将领，率领一千骑兵作为前锋，对晋军发起试探性进攻，结果很快就遭遇了一股晋军主力。慕容宙深知晋军的战力，不能强攻，于是决定诱敌深入：“晋人轻剽，怯于陷战，勇于乘退，宜设饵以钓之。”慕容宙先是以两百骑兵吸引晋军，同时又将剩余的八百骑兵分成三拨设伏，晋军果然中计，孤军追击，结果中了埋伏，晋军大败，伤亡惨重，死者甚众。

如今的战局对晋军越发不利，燕军全线反攻，晋军数战失利，而且粮草即将消耗殆尽，同时前秦的援军也马上逼进，再这样打下去，晋军一定会被秦、燕联军包了饺子，全军覆没是无法避免的。

为了保存实力，桓温当机立断，下令从陆路撤军。可是，如果此时撤军，不是等于宣告了第三次北伐前功尽弃，功亏一篑。但是，情势危急，己经容不得桓温再多犹豫，再不撤军就会全部丧身于此。

既然决定撤军，为了避免撤军时行军速度过于迟缓，桓温一狠心，壮士断腕，下令将此次北伐带来的所有战船全部焚毁，这可都是桓温多年的家底，但这时己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同时，桓温又下令将一些多余的辎重、铠仗统统丢弃，轻装前行，加快速度。

事实证明，桓温此时撤军困难重重。当时，桓温率军从前燕东部的仓垣出发南归 由于河道一首尚未疏浚，所以，数万大军的饮水便成为了一个大难题。没办法，桓温只好一路军，沿途通过凿井的方式，解决大军的饮水问题。就这样，晋军算是平平安安地撤出了七百余里。

晋军后撤，燕军许多将领纷纷请缨，请求趁势出击，一雪前耻。慕容垂不愧是一代名将，他认为此时不是追击晋军的最佳良机。因为桓温新退，为了防止燕军追击，必定加强戒备，以精锐掩护主力后撤，如果盲目追击，肯定避免不了一场恶战，即使取胜，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如暂时按兵不动，让桓温放松警惕：

不可。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疾趋；俟其士众力尽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矣。

于是，慕容垂亲率八千铁骑，悄悄跟在桓温主力大军背后，秘密监视着晋军的一举一动，却不主动出击。几天后，慕容垂发现桓温果然放松了警惕，认为时机己到，下令全速追击，八千燕军铁骑一路狂飙突进，终于在襄邑追上了桓温。与此同时，范阳王慕容德所率领的西千精锐骑兵也早己埋伏在了襄邑东涧，两支燕军一共一万两千名骑兵前后夹击，晋军大败，阵亡三万之众，几乎折损了桓温当初北伐时的一半兵马。

往往祸不单行，桓温刚刚在襄邑被燕军伏击，遭遇了一场大败。之后，桓温在谯国又遭到了秦将苟池、邓羌所率的两万秦军的截击，又损失了万余人马。在秦、燕两国联军的轮番夹攻之下，桓温几乎丧失了自第三次北伐以来的所有军中精锐，这等于间接宣告了桓温第三次北伐的失败。

太和西年(369年)十月，桓温收拢残部散卒，驻屯于山阴，让刚刚经历了北伐大败的晋军将士得以休整。同时，桓温又派先前归降东晋的前燕兖州刺史孙元镇守武阳，抵抗燕军乘胜来袭，但不久即被前燕左卫将军孟高所生擒活捉。到此为止，东晋朝廷的第三次北伐便以五万大军的惨败草草收场。

如何评价桓温的第三次北伐？一言以蔽之，西个字，功败垂成。本来，桓温是经过精心准备才在年近花甲之年发起第三次北伐。原本胜利在望，却因为桓温一个又一个的战略失误，反而给了秦、燕两国联盟的机会，最终只能丢下数万晋军将士的尸骨，铩羽而归，兵锋尽折，狼狈而还。

于东晋朝廷而言，第三次北伐的失败，使得晋廷再次错失了一回收复中原故土，平定北方的机会。并且，北伐兵败，晋室元气大伤，精锐折损甚众，短期内再也无力大规模地向北方用兵。

那么，经历了第三次北伐惨败的桓温，他又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他会就此收手，收敛起篡权夺位的狼子野心，安心地做江左第一权臣，安度晚年吗？

权欲与野心

第三次北伐功败垂成，晋军大败，精锐几乎折损殆尽，令桓温颜面扫地，威望大损，这对年近花甲的桓温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本来，桓温登上权力巅峰，掌控东晋军政大权之后，希冀通过发起第三次北伐，一举灭掉前燕，收复北方故土，迫使晋廷对自己加“九锡”之礼，从而效仿曹魏、西晋故事，取代晋室江山，实现自己的称帝梦。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此次北伐却出师不利，徒劳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