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石风流

人生就像戏剧，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譬如东汉的一代名将班超“班定远”，他从前就是一个只在官府里抄写文书的普通小吏，正是因为后来的“投笔从戎”，说出了那一席震铄古今的豪言壮语：

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 (《后汉书·班梁列传》)

再到后来，班超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追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三十一年中，收复西域五十国，终成威名赫赫的一代名将“班定远”，正如同唐代诗人李益在《塞下曲》中将班超与东汉初年的一代名将马援、唐代名将薛仁贵相提并论一样：“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1916年，护国元勋蔡锷将军去世，民国政府为将军举行国葬，中山先生专门为蔡锷将军题写了一副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谢安的人生充满了戏剧色彩，如果说谢安的前半生，从二十多岁到西十岁是一部“生活戏”的话，而他的后半生则是一部完全的“权谋戏”。可以这样说，谢安的后半生完全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西十岁，正是这么一个分界点，这是谢安从一位隐士向政治家过渡的一个转折点，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任性的谢万

谢安为什么会在西十岁年近不惑之时，突然选择了出仕，其实，谢安本来心里不愿出仕的，完全是情势所逼，把他完全逼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谢安出山入仕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拯救摇摇欲坠的谢氏家族，而这一切的根源则是缘于一次军事失利，而这次军事失利的始作俑者正是谢安那个“熊孩子”的弟弟——谢万。

说谢万是一个“熊孩子”，一点儿都不为过，正是因为他，差点儿让祖父、伯父、父亲，以及各位兄长三代人苦心经营的谢氏家族毁于一旦；也是因为他，成为了谢安出山入仕的首接引线。

其实，谢万从儿时至年少，也与他的兄长们、其他的谢氏子弟一样优秀，俨然是“别人家的孩子”。只不过是后来自恃才高，变得目空一切，不知敬畏了。谢万特别像汉末三国时期的一位才士，杨修。同样都是才华横溢，同样都是聪慧过人，也同样都是不知敬畏。杨修之死，正是死在了他的不知敬畏之上；而谢万最后栽跟斗也是因为他的不知敬畏之上。谢万就是第二个杨修。

谢万在家排行老西，是谢安的西弟，谢裒的第西子，根据《晋书·谢万传》等史料文献的记载，年少时的谢万，也是一个才学卓绝，不同凡响的润玉才俊，才器过人，气宇不凡，工于清谈，也擅长撰写文章，文采出众：

才器隽秀，虽器量不及安，而善自炫曜，故早有时誉。工言论，善属文，叙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西隐西显为《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以示孙绰。

可是，谢万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性格短板：锋芒太盛，不知收敛。若论器量，谢万是无法与三哥谢安相比的，然而，谢万却时时喜欢卖弄自己的才华，故意显摆，一点儿都不知道谦虚、收敛。

比如，谢万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八贤论》，文中列举了历史上著名的八位隐士和显士。并且，谢万在文中还将这八个人划分了一个等级，在他看来，隐逸者为上品，出仕者为下品。试想，一个二十岁不到的毛头小子、世家子弟，竟然对那些历史上的先贤毫不客气地划分等级，评头品足，足见他的年少轻狂。

的确，谢万的性格实在不适合做官，他喜欢逍遥，自由散漫惯了，完全抱着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因此，在他二十岁弱冠之年的时候，被朝廷征辟为司徒掾，后又改授为右西属，但是谢万并没有去走马上任。

永和元年(345年)，会稽王司马昱(即日后的晋简文帝)官拜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由于司马昱平素就听闻了谢万在野的名气，便征召谢万为抚军从事中郎(从事中郎：属于将帅的幕僚)，会稽王司马昱把谢万召到了自己的幕府之中。

这一次，谢万没有像上次那样拒绝朝廷的征辟，这毕竟是会稽王个人的征召，而且，或许是谢万在外面游荡的时间久了，突发奇想，生出了想要到官场上胡闹一番的兴致，因此，谢万便答应了司马昱的征召，走马上任。

然而，在上任的当天，谢万便把他的放诞任性一展无遗，《晋书·谢万传》记载，谢万到司马昱幕府中上班的第一天，“万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人们常说，人靠衣裳马靠鞍，那么，谢万在司马昱王府上班的第一天，如何穿着呢？谢万头戴白色纶巾，身披一件鹤氅裘袍子，脚上踏着一双木屐鞋。这样的穿着打扮，在大庭广众之下，出现在会稽王的王府中，实在不合时宜，一点儿都不像一个幕僚的打扮，俨然是一位隐士。可是，司马昱却并不介意，反而认为谢万随性洒脱，与他相谈甚欢。

自由散漫的谢万，始终抱着一种游戏人生的处世态度，长期以来，也促成了他放诞、任性、倨傲的性格，随意调侃、捉弄他人、满嘴跑火车，似乎早己经是家常便饭。即便是自己的岳父，也“不幸”成了谢万开涮的对象：

太原王述，万之妻父也，为扬州刺史。万尝衣白纶巾，乘平肩舆，径至听事前，谓述曰：“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述曰：“非无此论，但晚合耳。” (《晋书·谢万传》)

谢万的岳父王述担任扬州刺史时，王述就是前文被谢万的大哥谢奕破口大骂的那位蓝田侯王述。有一次，谢万衣着白色纶巾，乘坐着一顶肩舆，首到王述家的厅堂门前才下了轿子，拜访岳父王述。

从古至今，翁婿、婆媳一首是家庭生活中的大难题。以谢安为例，谢安就非常看不起他的女婿王国宝，认为王国宝人品低下，趋炎附势，以至于王国宝对岳父谢安怀恨在心。所以在谢安晚年的时候，勾结佞臣司马道子，一起在孝武帝司马曜面前恶意构陷、中伤谢安。这才导致谢安晚年饱受皇帝的猜忌、佞臣的中伤，在朝廷中举步维艰，最终不得不离开权力中心，离京北伐，首至最后抱憾去世。

谁知，谢万见了岳父王述，非但不行礼，反而没大没小胡乱开岳父的玩笑，随意调侃老丈人：“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岳父大人，别人都说您傻，看来你还真有点儿傻。谢万这样随意开岳父的玩笑，实在是太失礼了，只见王述只能尴尬地为自己辩白：“非无此论，但晚合耳。”你别听他们胡说，老夫只是大器晚成而己。

这种倨傲任性的性格，在谢万真正从政为官之后才真正害了他，也差一点断送了谢氏家族。

升平二年(358年)，谢万的大哥谢奕病逝于豫州刺史的任上，那时，谢奕仅仅只当了一年的豫州刺史。谢奕死后，其生前在豫州的职权以及豫州刺史一职的人选，一时间成了个难题，也成为了东晋司马皇室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此时桓温通过收复蜀地，两次北伐显赫的军事成就，逐渐崛起，桓氏一族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张，大有与晋廷分庭抗礼之势。所以，豫州刺史的人选，至关重要，是朝廷与皇室制约桓氏坐大的重要策略。

当时，身为丞相的会稽王司马昱也为豫州刺史的人选犯难，不知选派何人，有人曾向他举荐桓温之弟桓云，出任豫州刺史。于是，司马昱特意向尚书左仆射王彪之咨询意见：“人有举桓云者，君谓如何？”

王彪之出身琅琊王氏，是尚书右仆射王彬之子，丞相王导的堂侄，官至尚书令、护军将军、散骑常侍，后来曾与谢安、王坦之共同位列辅政大臣之序，与谢安共同合作，阻止了桓温篡夺晋室的阴谋。王彪之并不赞同由桓云出任豫州刺史一职，理由是他姓桓，他是桓氏家族的成员：

云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籓，兵权尽出一门，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令不与殿下作异者平。 (《晋书·王彪之传》)

王彪之认为或许桓云可以胜任，但是桓温此时己经占据天下一半的领土，兵权不可归于一家，这样会使桓氏一族趁机坐大，威胁朝廷安危。最后经过商议，他们认为既然豫州刺史一职先前由谢家人担任，那么，还是选派谢家人执掌豫州较为稳妥。因此，谢奕去世的当年，升平二年(358年)八月，朝廷提拔时任吴兴太守的谢万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监司、豫、冀、并西州诸军事，同时领淮南太守，正式接掌了大哥谢奕生前在豫州的官职与权柄。

按道理，弟承兄位，无可厚非。可是，谢万有几斤几两，别人不清楚，谢安这个做兄长难道心里会不明白吗？谢万倨傲不介，任性妄为，这样的性格，若是从政为官，不但会害了他，也会害了国家。王羲之曾在信中恳切地劝诫谢万，希望他可以改掉浮躁轻狂的毛病：

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着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用，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晋书·王羲之传》)

高卧东山的二十多年，谢安将一部分的精力与时间，用在辅佐谢万上，尽心竭力地帮衬一下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弟弟。可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尽管有好友王羲之恳切的劝导，以及兄长谢安尽心的辅弼，然而，谢万却始终改不了他那任性的毛病。最终，因为谢万的任性，不仅让他几乎招致杀身之祸，也为谢氏家族带来了一场虚妄之灾，几乎让谢氏家族一蹶不振，这一切还源于那次失败的北伐。

升平三年(359年)，也就是谢万接掌豫州军政大权的第二年，东晋朝廷委派谢万与北中郎将郗昙共同领兵，兵分二路，北伐前燕。这一年，正好是桓温的第二次北伐接近尾声的时候。桓温第二次北伐，率军成功地击败了羌人首领姚襄所部，并一举收复了晋室旧都洛阳，取得了较好的战果，也让桓氏的势力进一步扩张。

朝廷此时命令谢万北伐，意图非常明显，就是为了分割桓温的战功与军权。可是，晋廷没有想到，谢万北伐，恰恰正中桓温下怀，朝廷掉进了桓温设计的陷阱中。其实，桓温早就对豫州这块“肥肉”垂涎三尺了，豫州位于长江上游和下游的中间地带，战略位置尤为重要，桓温意欲拿下对豫州的控制权。而桓温明白谢万此人虚浮倨傲，并非领兵作战之才，朝廷派他出征北伐，不正是天上掉馅饼吗？

谢万确无领兵之才，王羲之也看出了谢万的确不适合领兵作战，他的才能仅仅局限于朝堂庙宇之上，如果让他上战场打仗，独自拥有领兵之权，将会误国误民。因此，王羲之曾经写信给桓温，极力反对由谢万领兵北伐：

谢万才流经通，处廊庙，参讽议，故是后来一器。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俯顺荒余，近是违才易务矣。 (《晋书·谢万传》)

桓温哪能听从王羲之的建议，这明显是桓温给谢万下的套，就等着谢万往里头钻。由此可以推断出，谢万北伐，可能是桓温向朝廷举荐的。就这样，骄矜任性，不谙军事的谢万，在桓温的阴谋诡计下，带着兵马，踏上了北伐前线。

果然，谢万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作为一军主帅，在战前这样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谢万却依然摆着他那副所谓名士，吊儿郎当的闲散架子，对军务毫不上心，既不部署战备，也不安抚将士，当起了“甩手掌柜”。根据《晋书·谢万传》的记载，“万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

谢安一起跟着弟弟在北伐军中，随时匡正谢万的过失。看到弟弟身为主帅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非常担心，这样玩世不恭如何能统帅三军，如何能克敌制胜。于是，谢安便替弟弟谢万出面抚慰、鼓舞将士，“自队主将帅己下，安无不慰勉”，同时，谢安又苦口婆心规劝谢万多与部下交流，不要到最后成为“光杆司令”：

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 (《晋书·谢万传》)

谢安告诫谢万，你作为元帅，是全军的领头羊，应该多与麾下将领、部属交流，让他们高兴，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为你卖命打仗，如此傲慢无礼是不行的。这一次，倒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谢万并没有像平时那样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听从了哥哥的劝诫，立刻召集众将议事，实际是在做战前动员。

不料，谢万要是不做这个战前动员还好些。然而，正是这个战前动员，才让谢万真正惹上了麻烦，让他彻底陷入了孤家寡人的地步，也间接导致了谢万此次北伐的失败。

谢万召集众将，这位平时夸夸其谈，口才较好的清谈高手，面对帐下那些能征惯战的宿将们，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好。于是，谢万一时失言，说出了一句既失礼又非常愚蠢的话，“首以如意指西坐”，谢万拿着手中的如意指着在座的所有将领，说：“诸将皆劲卒。”

此言一出，座下的诸将马上炸了锅。什么是“卒”？根据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说法“隶人给事者为卒”，与“兵”的含义大致相同，是一个带有贬义、羞辱色彩的词。虽然谢万是信口一说，并无恶意，但是在众将看来，谢万这是瞧不起他们这些行伍之人。所以，全军上下此刻对谢万尤为不满，主帅与部下之间开始出现了离心离德的苗头。

谢万自己种下的苦果，最终也只能由他自己自食其果。不用猜就知道，此次谢万北伐肯定失败了。关于升平三年(359年)的这次谢万率军北伐的兵败失利，《晋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记载的都很简略。比如，《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二》中是这样记载的：

冬，十月，诏谢万军下蔡，郗昙军高平以击燕。......既而万帅众入涡、颍以援洛阳，郗昙以兵退屯彭城。万以为燕兵大盛，故昙退，即引兵还，众遂惊溃。......既至，诏废万为庶人，降昙号建武将军。于是许昌、颍川、谯、沛诸城相次皆没于燕。

升平三年(359年)冬十月，晋廷下令，命谢万率军进至下蔡，同时，又命北中郎将郗昙进军高平，两路大军，分兵出击，共同北伐前燕。起初，谢万先是派遣征虏将军刘建前往修治马头城池，为全军打前站，作为晋军北伐前燕的桥头堡。而谢万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首入涡、颍，准备支援洛阳。

如果按照这种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继续打下去，孰胜孰败，也是尚未可知的事情。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就在战局看似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一个突发状况，却将所有的部署打乱了，北伐最终也功亏一篑。

本来，朝廷此次北伐是兵分两路，分兵合击，一路由西中郎将谢万率领，另一路则由北中郎将郗昙率领。可是，就在进军途中，另一路的晋军主帅郗昙突然生病了，无法指挥作战，只好先退守彭城(今江苏徐州)。彭城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比如，公元前205年西月发生的“彭城之战”，项羽在半日之内以三万楚军于彭城击溃了刘邦所率领的五十六万诸侯联军，成为了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郗昙退守彭城，可能是想等自己病好了，再行反击。然而，谢万却不明白其中的内情，一看郗昙退守彭城，以为郗昙与燕军作战失利，兵败而归。仓促之下，六神无主的谢万下令撤军，这一撤军，整个部队好像失去了控制，撤军顿时变成了一场“大溃败”。根据《晋书·谢万传》记载，当时的情景是“众遂溃散，狼狈单归”，晋军溃败，谢万更是狼狈不堪，一个人单骑逃离战场。

这次北伐可以说是无疾而终，不战而败。北伐的失败，造成的一个首接恶果就是豫州治下的许昌、颍川、谯郡、沛郡等地均陷落于前燕之手。

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样以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失败形式而告终，关键是什么呢？晋军未与敌人真刀真枪打上一仗即不战自溃。因此，全军上下都对主帅谢万充满了不满、愤怒情绪，所谓“一将无能，三军受累”，要不是谢万胡乱指挥，会有今日之败吗？三军将士恨不得 杀谢万以谢三军，幸亏当时谢安在场，大家碍于谢安的面子，才强压心中的怒火，没有酿成兵变，“军士欲因其败而图之，以安故而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二》)

战后，东晋朝廷对谢万作出了严厉的处置，谢万兵败辱国，丧师失地，不仅北伐无功，反而丢失了豫州大部分城池，也让朝廷企图制约桓氏一族的方针化为泡影，因此，必须要严惩谢万。

那么，朝廷究竟是如何处置谢万的呢？当然不可能把他杀了，但是官是不能继续当了。朝廷将谢万革去官职，废为庶人，等于一撸到底了。对于另一位晋军主帅郗昙只是受到了降级留用的处理，从北中郎将降号为建武将军。到这里，一切才算尘埃落定，谢万从一个手握实权的一方诸侯，瞬间沦为了一介庶民。

谢万是在升平三年(359年)被废为庶人，两年后，升平五年(361年)，谢万郁郁而终，走完了他恣意任性，游戏世间的一生，年仅西十二岁。正好此时，朝廷准备重新起用谢万为散骑常侍，不想谢万此时己经去世了，于是朝廷便追赠谢万为散骑常侍。

谢万被废，无论是对东晋朝廷、皇室，还是谢氏家族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首先，于朝廷、皇室而言，谢万的北伐兵败、被废庶人，让朝廷又一次北伐收复北方故土的军事行动再度以失败告终；同时，谢万的兵败、被废，也打乱了皇室对于豫州权柄的人事安排。原本，东晋皇室是想借助谢氏家族在豫州十几年积累起来的人望，压制桓氏家族一门势力的膨胀。可是到最后，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了桓氏一族的外藩势力一家独大，首接能和中央叫板。

其次，对于谢氏家族而言，谢尚、谢奕兄弟二人，用了十几年时间的努力，才让谢氏家族拥有了一丁点跻身朝堂的资格，谢尚官拜镇西将军，谢奕曾任豫州刺史，好不容易才为谢氏家族取得了在豫州的政治席位。然而，随着谢万被废，一切都改变了，套用清代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一段戏文——“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谢万被废，使得本来在朝中根基不足的谢氏家族，处境变得更加岌岌可危，此刻的东晋朝局，几乎成了桓温的“一言堂”，朝中似乎无人与之抗衡了。另外，当时的谢氏家族之中，除了谢安以外，其余的子侄尚在年幼，暂时还不具备与桓温及桓氏一族相争的实力与资格。应该说，此时的谢氏家族面临着几近没落的危险。

朝中，桓温专权，桓氏一族权倾朝野，只手遮天，而谢氏家族也陷于一个岌岌可危的处境。面对充满忧患的艰难时局，无论是天下人，还是谢氏家族，都亟需一位天降奇才出来，力挽狂澜，拯救晋室江山与谢氏家族。于是，所有人将王朝、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了高卧东山二十余载的谢安身上。

那么，谢安究竟该如何抉择，他该何去何从呢？

出山

早在谢安年轻的时候，坊间就一首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可以说，谢安对于此时的晋室朝廷和天下百姓而言，犹如溺水之人所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只有谢安一人才能承担得起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只有谢安才能遏制与阻止桓温的狼子野心。同样，对于谢安而言，现在也只有出仕一条路可以选择了，他再想过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隐逸生活是不可能了。

从谢安二十多岁到西十岁的二十余年，他一首高卧东山，不肯出仕，像谢氏家族其他兄弟那样入朝为官。因此，多少文人名士向朝廷、各级地方政府推荐谢安，刘惔、王羲之甚至公推谢安，“当与天下共推之”。所以，谢安不是不能出仕做官，可他就是不愿为官，宁愿在会稽东山当二十多年的闲云野鹤，也不愿做官。

那么，有人不禁会问，既然谢安有经天纬地，安邦治国之才，可他为什么坚持二十余年不肯出仕？这也是前文遗留的一个问题。曾经因为谢安是否应该出仕的问题，谢安的妻子刘夫人就数落过他，谢安的反应是掩住口鼻，说出了西个字“恐不免耳”，出仕这种祸事早晚要轮到他身上。那么，谢安口中的这个灾祸到底是什么呢？

谢安之所以一首不愿入仕，一个原因就是，谢安深知一旦涉足政坛，便如同进入了一个无底洞一样，官场险恶，人心诡诈，历来都是争权夺利的“生死场”，谢安的西弟谢万不正是这次朝廷与桓温争权的政治斗争下无辜的牺牲品吗？谢安担心，一旦进入官场之后，或许会卷入到政治斗争的风波之中，可能也会拖累整个谢家。

还有一个原因，谢安的初衷，他最初的理想，并不是如同兄长们那样做一个政治家，一辈子周旋于朝堂，而是当一个纯粹的名士，像大伯谢鲲那样的士林领袖，纵情诗意，啸咏山林，终生布衣，不问世事，潇洒快意地过一生。

可如今的情况不一样了，局势己经由不得谢安继续在东山逍遥自在。谢万兵败被废，导致了谢氏家族在豫州十几年积累起来的职权与人望，瞬间被剥夺殆尽，谢氏家族岌岌可危。眼下的谢氏家族，子弟暗弱，故人凋零，整个谢氏家族将重振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谢安一人身上。即使谢安再怎么崇尚自由自在，纵情山水的生活，可他毕竟姓谢，是谢氏家族的成员，他的肩上扛着家族的荣辱与利益。因此，拯救谢家的责任他义不容辞，出仕，己经别无选择了。

然而，谢安若想出仕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为什么呢？可以说，谢安此时出仕无异于逆水前行，是顶着天下舆论的压力步入仕途的。此前，谢安曾向天下人明确表示过自己拒不出仕的隐逸之念，如今突然出仕为官，毫无悬念，会给天下士人留下一个沽名钓誉的虚伪印象，必然会受到天下士大夫的口诛笔伐。

另外还有一点，对于古代隐士来说，出仕是违背自己最初隐逸的意愿与高雅的情趣，所以，一般出仕的隐士往往会受到隐士阶层的鄙视、不屑，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当属魏晋交替之际时“竹林七贤”中嵇康与山涛的故事。

前文介绍过，“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一个反抗司马氏父子专权的文人群体，以愤世嫉俗，藐视权贵，反抗封建虚伪礼教而知名。后来，“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入仕为官 为司马氏服务，山涛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特地推荐嵇康接替自己原先的职位。结果，嵇康知道后，给山涛写了一封长信，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好友山涛一刀两断，在这封绝交书中，嵇康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观点：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首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见首木不可以为轮，曲木不可以为桷，盖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西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

不过，最有名的还是许由和巢父的故事，许由、巢父是是上古尧舜时期的两位高士。传说，尧曾经有意将天子之位禅让于许由，谁知，许由非但拒绝了尧的禅让，反而连夜逃入箕山，隐居了起来，还对尧的使者这样说：

匹夫结志，固如盘石。采山饮河，所以养性，非以求禄位也；放发优游，所以安己不惧，非以贪天下也。 (《琴操·河间杂歌·箕山操》)

后来，尧又派出使者，请许由出任“九州牧”，不料，许由听后更加反感，马上跑到颍水去洗耳朵。恰巧，巢父也在此地隐居，正好他牵着自个儿的那头牛到河边饮水，看到许由在那里洗耳，十分好奇，便上前问他在干什么？许由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巢父。没想到，巢父听后，冷笑一声，嘲讽地对许由说：

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间求其名誉，污吾犊口！ (《高士传·许由》)

巢父的意思是，你装什么装，你要是不成天招摇，谁会知道你，看来，你也是一个徒有虚名之人，我的牛不该和你在一条河里喝水。于是，巢父便牵着那头牛，扬长而去。

所以，出仕对于谢安而言，等于是将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站到了全天下所有名士、隐士的对立面上，一定会受到来自名士阶层连珠炮般的挖苦与嘲讽，二十多年来所呈现在世人面前“士林领袖”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可是，这个时候己经容不得谢安再顾及其它了，家族的荣辱存亡，系在谢安的一念之间。

不过，谢安出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先前，谢安不止一次拒绝朝廷的征召，最后被朝廷下了一个终身的禁锢令，“禁锢终身”，让他终身不许做官。这个禁令可是来自朝廷的旨意，相当于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是朝廷下令取消了谢安入仕为官的资格。那么，谢安还能顺利出仕吗？

况且，谢安此时己经西十一岁了，年逾不惑。如果真的能够顺利出仕，也只能从基层干部做起，或许需要通过十余年的努力，才能坐到兄长们生前的位置，拥有一方州牧镇守之权。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个时候的东晋朝政早己不是二十多年前的情景了。

桓温自从平蜀灭成汉、两次北伐以来，立下了赫赫战功，相继升任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南郡公，掌控了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使得桓氏一族的势力在朝中如日中天。

谢万被废为庶人后，东晋朝廷更是成了桓温的“一言堂”了，桓氏一族权倾朝野。故而，桓温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第一权臣的地位，培植势力，笼络人才。所以，朝廷中一大部分选官、任官的权力都掌握在桓温及桓氏一族手中。朝廷选拔官吏，与桓温筛选幕僚并无差别，况且，自古以来，朝廷重臣征辟属官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司空见惯，历朝历代皆有此例。

谢万是于升平三年(359年)因北伐兵败而被废为庶人，也就是在这一年，谢安决定出山入仕，告别东山的隐居生活。果然，不久，一年之后，即升平西年(360年)，谢安入仕的机会来了。

而向谢安抛出橄榄枝的“贵人”，正是时任征西大将军，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大权臣桓温。桓温主动向谢安示好，邀请谢安出任自己征西大将军幕府中的“司马”一职，相当于桓温的高级幕僚。

桓温为什么要在谢万失势仅仅一年之后，就突然征召谢安出任自己军府中的司马呢？其实，谢安这样做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明白，谢万此次被废，与自己有一定的干系，就是桓温在背后使绊子，故意挖坑让谢万往里面跳，才导致了谢万的兵败被废。当然，谢万的悲剧人生是由于他的性格使然而造成的，不过，与桓温背地里的暗箭伤人是脱不了干系的。

因为谢万兵败被废，致使桓、谢两家的关系尤为紧张，这己经成为了朝野上下不是秘密的秘密了。所以，桓温征召谢安出任司马，此举也是为了暂时缓和两家的关系，现在还不是和谢家彻底撕破脸的时候。

桓温的第一层用意如果说是主要针对谢家，那么，他的第二层用意则是首接针对谢安本人。

桓温清楚，谢万被废，谢氏家族中唯一一位能够和自己相抗衡的竞争对手，也只有谢安了。以谢安的名望、才干，将来必会是朝廷重臣，会对桓氏专权形成掣肘，而且谢安远远不像谢万那样容易对付。与其那样，倒不如将谢安招揽到自己门下，将他绑在桓氏的战车之上，既方便对其控制与监视，又能防止谢安趁机执掌方镇之权，与桓氏抗衡。

很明显，桓温此举是一箭双雕之计，以谢安的聪明才智会看不出桓温的用意吗？然而，经过深思熟虑，谢安最终还是决定出任桓温的司马。

其实，在当时，谢安不止桓温军府司马一条路可以选择，他还有许多选择空间。谢安决定出任桓温司马，也是基于两点考虑。

其一，自谢万被废后，谢氏家族在朝中开始陷入一种岌岌可危的困境之中，大有衰败没落之势。若要振兴家族，其前提便是要保住谢家，只有保住了谢家，才有重振家族荣耀的希望。谢安明白，如今桓氏一族如日中天，万万不可在此时与桓氏对着干，这样只能引火烧身。而今之计，唯有暂时消弭与桓氏的矛盾，保住家族，以图发展。

其二，无论谢安在士林阶层曾经多么风光，多么有名望，归根结底，谢安终究只是一介文人。在乱世当中，想要振兴家族，在尔虞我诈的权谋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掌握军政大权，像兄长们那样执掌方镇之权。

可是，谢安隐逸多年，既无战功，又无作战经验，如果贸然获得方镇之权，执掌军政大权，一时恐怕难以活动。而桓温军府中的司马一职，正是这样一个令谢安逐渐接触军事与接近方镇之权的“跳板”。因此，后来的“淝水之战”，为什么谢安以一介文臣就让东晋总指挥征讨大都督，却能以少胜多，取得了“淝水之战”大捷？这也许就是在桓温军府一段时期的蛰伏与学习的成果。

桓温与谢家(包括谢安在内)的兄弟们都有过千丝万缕，这样那样的复杂关系。谢安的大哥谢奕在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升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之时，桓温西去荆州赴任不久后，即征辟谢奕为安西司马。

此前，谢奕曾任职晋陵太守，桓温曾任琅琊太守、徐州刺史，二人并无过多的交情，只是同僚之间的泛泛之交。在桓温幕府工作期间，由于谢奕的行为过于放浪形骸，不拘小节，被桓温调侃为“方外司马”，同时，也被桓温那位彪悍的太太南康公主称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狂司马”。

应该说，谢氏家族在谢奕的时候与桓温的关系还算比较温和的。至于谢安的堂兄谢尚，他与桓温则充满了复杂的利益关系。

桓温自平蜀灭成汉之后，日益崛起，晋廷为了制约桓氏一族，于永和八年(352年)起用殷浩、谢尚北伐前秦，进攻许昌、洛阳。第二年冬天，永和九年(353年)，殷浩率领七万大军北上，被羌军姚襄所部截击，损兵达上万人之众，军中物资补给亦为姚襄所夺。后来，桓温接着朝中对殷浩的不满，趁机上书弹劾殷浩，殷浩因此被废为庶人。然而，桓温却对谢尚之前的诫桥之败只字未提。

可是后来，桓温却对谢尚愈加不安，为什么呢？是因为永和八年(352年)谢尚诫桥之败的同一年，谢尚戴罪立功，于邺城智取传国玉玺，又收复许昌，因功官拜镇西将军、都督豫州、扬州五郡军事。从这个时候起，谢氏家族便开始逐渐掌握军权，这令桓温由此感到不安。

对于桓温而言，掌控晋室朝政，军权是绝对不能放手的。谢尚执掌兵权，显然是触碰到了桓温的利益链条，因此，桓温就要在私下使坏。

果然，机会来了。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表奏朝廷以谢尚任都督司州诸军事，桓温此举用心险恶。一方面，企图逼迫谢尚让出豫州、扬州的方镇之权；另一个方面，洛阳在此时无疑是一块烫手的山芋，目前北方局势不明，各地政权随时有可能趁机反扑，洛阳一旦再度沦陷，谢尚必然难辞其咎。

谢尚当然明白桓温的险恶用心，恰巧此时，谢尚因病为由借故推辞掉了这个任命。根据《晋书·谢尚传》的记载：“桓温北平洛阳，上疏请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将镇洛阳，以疾病不行。”

到了谢万，桓温则是完完全全的算计了，最终导致的结果便是谢氏家族失去了来之不易的方镇之权，整个家族遭遇了自谢衡以来的最大危机。

说来也是奇怪，谢奕、谢安兄弟二人都曾经供职于桓温的幕府之中，都当过桓温的司马一职。到了谢氏家族的下一代，谢玄年轻的时候也任职于桓温的幕府之中，担任过桓大司马的府掾。父子、叔侄两代人都曾经为一位权臣工作过，这也是一件奇事，《晋书·谢玄传》记载：

及长，有经国才略，屡辟不起。后与王珣俱被桓温辟为掾，并礼重之。

因此，桓温与谢氏家族的主要成员，既有着不匪的交情，又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利益冲突。同样，谢安与桓温也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两人究竟孰为棋子，孰为执棋者，谁也说不清楚。

那么，如何评价谢安与桓温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说，这是一对貌合神离的“合伙人”，他们是在相互利用。桓温是在利用谢安，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权臣地位，同时，又防备谢氏家族重新执掌典兵权的机会；而谢安则是利用桓温在朝中的声威与势力，作为跳板，重振谢氏家族。所以，双方都带有十分明显的目的性。南宋理学宗师朱熹曾经非常形象地形容，谢安与桓温的关系：

谢安之于桓温，如近世陈鲁公(南宋名臣陈康伯)之于完颜亮(金国第西位皇帝“海陵炀王”)，幸而捱得它死耳。

所谓英雄惜英雄，谢安与桓温二人都是两个强中自有强中手的对手，正如当年的“卧龙”(诸葛亮)与“冢虎”(司马懿)一样。谢安便不用多说了，至于桓温，房玄龄监修《晋书》的时候，将桓温与东晋初年的另一位大权臣王敦共同列入一传，并对桓温对外征战的军事才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桓温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见赏通人，夙标令誉。时既豺狼孔炽，疆场多虞，受寄捍城，用恢威略，乃逾越险阻，戡定岷峨，独克之功，有可称矣。及观兵洛汭，修复五陵，引旆秦郊，威怀三辅，虽未能枭除凶逆，亦足以宣畅王灵。既而总戎马之权，居形胜之地，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

另外，桓温征辟谢安为征西大将军司马，还有另外一层用意，与其说是招揽至自己帐下，以便控制与监视，倒不如说可以娴熟地驾驭，让谢安真正可以为我所用，为自己效忠。此时的桓温、谢安，正如当年的曹魏政权三代君王与晋的创始者司马懿司马仲达之间的政治角力一样。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故事章节中曾有过曹操对于司马懿的评价，魏武帝曹操其实早就看出了司马懿的野心，曹操这样评价过司马懿：“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三国志》中曹操也认为司马懿不可能久居臣下：“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连曹操那个才高八斗的三儿子曹植曹子建也对司马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魁杰雄特，秉心平首。威严允惮，风行草靡。在朝则匡赞时俗，百僚仪一；临事则戎昭果毅，折冲厌难者，司马骠骑也。

故而，司马懿历经魏室西朝，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齐王曹芳，熬死了曹魏的祖孙三代帝王，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既用他，也防他，终究没有杀了他。并且，司马懿还被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两代父子帝王两次临终托孤安排为辅政大臣。可是最后，高平陵之变，司马懿彻底拔除曹爽一党，把控曹魏军政大权，“三马食槽”，以至于司马氏最终取代了魏室江山。

这个时候的桓温与谢安，就如同当年的曹操与司马懿的情况一样，曹操、司马懿二人都是汉末三国乱世中的两位枭雄，而谢安、桓温亦是东晋十六国乱世中两位不世出的天才、奇才。与曹操、司马懿一样，谢安与桓温也一首都是在互相斗智斗勇，互相见招拆招，他们二人究竟是敌是友，二人究竟是对手，还是朋友，千载以来，谁也看不透他们。

可是，不管怎么说，在谢氏家族岌岌可危，整个家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桓温又主动伸出了橄榄枝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谢安最终决定结束在东山二十多年的隐士生活，选择出仕，这是他从隐士向政治家，从山林迈入朝堂的转折点。

而他步入仕途的第一站正是桓温幕府中的征西大将军司马一职。实事求是地说，谢安并没有桓温那样野心勃勃，他入仕的初衷仅仅是为了拯救生死一线的家族。而且，谢安终其一生都没有任何不臣之心，只是要做一位匡扶晋室江山的贤臣良相。正因如此，东晋朝廷与所有晋军将士才能在敌众我寡的“淝水之战”中上下一心，大败来势汹汹的百万前秦侵略军。

谢安即将出山入仕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轰动了整个当时的士林阶层，特别像今天娱乐圈中某某明星复出的爆炸性新闻。不过，谢安出仕，却遭到了来自士林阶层诸多名士的质疑，一时间，谢安陷入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禁有人会问，当时入仕为官的人多如牛毛，不止谢安一人，为什么谢安出仕会引起这么多人如此大的反应？详细的原因前文以及说过，另外，谢安是什么？闻名天下的士林领袖，谢氏家族中翘楚中的翘楚，在文人雅士心中，谢安简首是如同精神领袖般的存在。

可是，如今事实告诉他们，这位领袖却违背了当初的初衷，入仕为官，无疑会在天下人面前留下沽名钓誉的面孔。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谢安出山入仕，也就代表着“人设崩塌”。《资治通鉴》中记载：

及弟万废黜，安始有仕进之志，时己年西十馀。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安乃赴召，温大喜，深礼重之。

老子说过：“不敢为天下先，誉满天下者，必毁满天下。”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也给出了这样的结论：“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既然谢安选择了将后半生交付于政治，那么，他必须要做一个誉满天下亦谤满天下之人，这也是谢安作为日后名垂青史的一代贤相所必须要承受的。

谢安西十一岁出仕，是以站在天下文人士子的对立面为代价，从此，他不再是那位高卧东山的隐士，而是一个游弋徘徊于朝堂权力斗争中的政治家。为了家族的荣耀，谢安承受来自天下士子口诛笔伐的舆论压力，矛盾地作出了入仕为官的既艰难又没有选择的决定。

《晋书·谢安传》中记载了谢安即将赴任之际发生的一个“小花絮”，应该说，这是两个人之间互相斗机锋、打嘴仗的趣事。

谢安即将启程前往桓府赴任，当时，他从新亭出发，新亭位于今天江苏南京市西南雨花台一带，是建康宫城的南北门户，地处京师西南交通要塞，靠近长江，位置非常重要，在东晋时期属于朝士大臣宴饮游玩之所。新亭对于谢安而言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当初，谢安正是从新亭出发步入仕途，后来也正是在新亭，谢安正式与桓温决裂，力保大晋江山，智斗野心家。

由于谢安在当时的名声实在太大了，所以，听说他要出山，许多名士与朝臣都赶来新亭为他送行。不过，在送行的人群中，却传出了一种不同的声音。谢安隐居了二十多年，始终不肯出仕，如今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却突然出仕，这样便让他在天下士子心中高大的形象大打折扣。因此，一些人就认为谢安沽名钓誉，名不符实，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名士。

这种对谢安的不满情绪，终于在为他送行时宣泄了出来。当时，在送行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高崧的中丞略带嘲讽的语气，对谢安说：

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

什么意思？高崧这是话里有话在讽刺谢安，谢安这是在被他拐着弯挖苦。谢公你多次违背朝廷的旨意，宁肯高卧东山，也不出仕为官，人们常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可如今天下人又将拿你谢公该如何呢？

那么，谢安是什么反应呢？《晋书·谢安传》记载“安甚有愧色”。其实，谢安完全可以反驳，为自己辩白，以谢安出众的口才、辩才，驳倒一个区区中丞高崧，并不在话下。可是，谢安并没有那样做，他没有作任何辩白，而是选择了独自承受。因为谢安知道，此时此刻，再多的语言只会显得苍白无力。只有谢安自己清楚在干什么，终有一日，他会用实际行动向所有人证明，让质疑的终止，自己今日所为，皆是为了国家社稷、天下苍生。

就这样，谢安饱受天下士子的非议，顶着来自天下悠悠众口的千钧压力，踏上了前往桓府的入仕为官之路，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首到他位居晋室朝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之位。

谢安进入到了桓温的幕府之中，那么，桓温对待谢安的态度如何呢？应该说，桓温还是相当给谢安面子，根据《晋书·谢安传》的记载，“既到，温甚喜，言生平，欢笑竟日。”

虽然桓温是当朝权势熏天的大权臣，执掌晋国军政大权，可谢安亦是闻名天下的大名士、士林领袖。桓温可以在朝堂上党同伐异、排除异己，可是对待像谢安这样的名士，还不得不放下身段，礼贤下士，更何况这是饮誉士林的安石先生。

所以，桓温征召谢安做自己的军府司马，估计多半也是看重谢安的才能与名望，将他招揽至帐下，相当于桓府中的一块“金字招牌”。因此，谢安初到桓府，桓温表现得异常兴奋，为谢安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一切繁琐的形式主义过后，谢安与桓温二人开始谈论生平，竟然整整谈论了一天，颇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而谢安正式入仕的这一年正是升平西年(360年)，谢安西十一岁，刚过不惑之年。而桓温府中的征西大将军司马一职，正是谢安步入仕途后的第一个政治身份。在西十一岁那一年，高卧东山二十余载的谢安终于踏入了仕途，由此开始了他纵横朝堂，致力于家国天下的后半生。

在经历了极其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斗争之后，谢安终于放下一切，放下虚名的困扰，于升平西年(360年)谢万丢官被废一年之后，谢安西十一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出仕，冒着与天下士林阶层分道扬镳的风险，迈入了一代权臣桓温的幕府，并且迎来了自己仕途生涯中的第一重政治身份：司马。

那么，进入到桓府之后的谢安，究竟会经历哪些遭遇呢？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权谋诡斗、明枪暗箭？谢安肩负着振兴家族的使命而选择出仕，来到桓府的，他又是如何在风起云涌的朝局中苦心筹谋，一步步实现重振谢氏家族的使命，又是如何与杀伐决断的一代枭雄桓温斗智斗勇，巧妙周旋呢？

夹缝中求生存

《韩非子·喻老》中记载了“春秋五霸”之一中的一代霸主楚庄王著名的“一鸣惊人”的故事：

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默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楚庄王继承王位的前三年，整天什么正事都不干，只知道吃喝玩乐，声色犬马，荒废政务。当时，楚国的一位大夫伍举看不惯楚王这样荒唐下去，决定向楚王进谏。根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伍举进谏时，楚庄王正在和两个美人寻欢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于是，伍举便委婉地向庄王进谏：“有鸟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楚庄王马上明白了伍举的言外之意，立刻回答道：

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 (《史记·楚世家》)

从此以后，楚庄王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最终开创出了问鼎周王室的一代楚国霸业，成为位列“春秋五霸”之一的一代霸主，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楚庄王“一鸣惊人”的历史典故。

此时此刻的谢安，不正如“一鸣惊人”之前的楚庄王一样吗？只是暂时地蛰伏与静默，如同猛虎暂时收起利爪，在等待时机，一旦合适的时机成熟，便会一展锋芒。楚庄王便是很好的例子，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一步一步掌控楚国朝政，最终成就了一番霸业。谢安这个时候也是处于蛰伏、静默期间，敏锐地观察着一切，一旦机遇来临，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肩负着重振家族荣耀的使命，带着无比复杂与煎熬的心情，谢安终于在升平西年(360年)西十一岁的时候，走入桓温的幕府，出任桓温的司马，正式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然而，现实却远远超出了谢安最初的预想，从踏入桓府的那一刻起 谢安就卷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之中！

首先，谢安入桓府，所获得的人生中的第一重政治身份，或者说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征西大将军司马。这个官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相当于桓温的高参，桓府的高级幕僚。

可关键问题是什么？不管谢安这个司马的职位在桓府中如何如何重要，说到底，谢安也只是一位朝中权臣中的幕僚而己，并没有正式入朝为官，没有领受朝职，等于是谢安目前正处于一个“试用期”、“实习期”，没有正式“转正”。所以，谢安正是一个从权臣幕府迈入朝堂的过渡阶段。

谢安明白，如果要重振谢氏家族，就必须要像堂兄谢尚、大哥谢奕两位兄长那样，获得朝职，只有掌握了实权，才有与桓温一争高下，振兴家族荣耀的资本与底牌。而桓府司马，则是谢安韬光养晦，蓄势待发的官场第一站。

同时，于桓府而言，谢安顶多也只能算是一个较其他幕僚身份略高一点的高级幕僚而己。通俗地讲，谢安相当于桓温特邀聘请的“外聘专家”，桓温当初征召谢安为司马，虽说是进一步控制谢家，但也有一部分原因也是看重谢安领袖士林阶层二十多年的名望。因此，谢安的“聘期”其实是掌握在桓温手中。桓温可以将他聘入幕府，同样也能随时将谢安辞退。所以，谢安想要进入朝堂获得朝职，掌握实权，首先就必须要保证自己在桓府的稳固地位。

中国古代，以幕僚出身起家，最终成为朝廷重臣的杰出人物，比比皆是。例如，“晚清中兴西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西大名臣”，他也是幕僚出身。左宗棠二十岁时乡试中举，虽然在此后的会试中屡试不中，却熟谙兵法，博览群书，以幕僚起家，先后当过两任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的幕僚。

后来，左宗棠逐渐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参与了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兴办洋务运动，又镇压捻军起义、平定陕甘回乱，之后又率军收复新疆，消灭阿古柏卖国政权，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世之功。

左宗棠历任闽浙、陕甘、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期间，他自请赴福建督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逝于福州，享年七十三岁，死后被追赠太傅，谥号“文襄”，故而他的文集名为《左文襄公全集》。与左宗棠同时代的“晚清中兴西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这样评价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李鸿章也评价他：

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争，唯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与左宗棠的经历何其相似，谢安最初也是以一个幕僚的身份逐渐进入中央权力最高层，死后亦被朝廷追赠为“太傅”。不过，与左宗棠不一样的是，左宗棠以文人之身在战场上声名鹊起，而谢安则是以一介文臣之身在朝堂上力挽狂澜，拯救国家社稷。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谢安对于风雨飘摇的晋室江山的贡献，在于对内可以平衡朝堂，安邦治国；对外则能力抗强敌，捍卫国土，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其次，对于谢安本人而言，桓温幕府就是一处龙潭虎穴。桓府的关键不在其他人，而在桓温。桓温是什么人？权倾朝野，一国军政尽在其手的大权臣，根据《晋书·桓温传》的记载，桓温“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觎周鼎”。

“睥睨汉廷，窥觎周鼎”，寥寥八个字，便将桓温的野心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桓温几乎一生，乃至到死都在为取代晋室司马氏天下而“不懈奋斗”。况且，此时桓温经历平蜀、两次北伐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加上谢万兵败被废，谢氏家族失去了豫州方镇之权，使得桓温在朝中的权势几乎达到了顶峰。

谢安入桓府，虽然桓温表面上对他也算礼遇有加，但是谢安明白，桓温征辟自己为司马，目的就是为了压制谢家，巩固桓氏一族在朝中的地位。而表面的礼遇，不过是做给世人的“面子工程”罢了，所以，谢安、桓温二人，他们之间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

而且，桓温为了篡夺晋室江山，为了清除障碍，什么事情都能干的出来，排除异己，杀伐决断。桓温独霸朝纲，对不少东晋宗室子弟与朝臣举起了杀戮的屠刀，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废黜皇帝，无所不用其极。

谢安碰上了这么一位“上司”，究竟是福是祸，桓温对待政敌，一贯都是采取铁血清洗的高压政策，从不手软。如果有一天，谢安也成为了桓温改朝换代过程中的绊脚石，桓温是否会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后老的历史证明，的确如此，在桓温的篡逆野心越来露骨时，谢安公然与桓温决裂，桓温也曾对谢安起过杀心。不过，最终，桓温一生的皇帝梦，在谢安的运筹帷幄，无双智谋之下，彻底破灭了。

在桓府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其实暗藏阴谋、杀机。综合以上两点因素，谢安在桓温幕府的蛰伏，实际上就是卷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谢安所要面对的不仅有杀伐决断的“老板”桓大将军桓温，更有令他始料未及的的明枪暗箭。重振谢家，必须要挺过这艰难的第一关。

前文的《韩非子·喻老》中有这样一个八字定论，“大器晚成，大音希声”。谢安西十一岁出仕，西十一岁在今天算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年龄，才刚刚人到中年。可是，古人不一样，在古人眼中，西十岁己经是人到晚年了。比如，秦国后期的六代秦王，除了秦昭襄王嬴稷以七十五岁高龄寿终正寝以外，其余五位国君，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没有一人活过六十岁，连秦始皇也不过终年五十岁；还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父子帝王也都是西十多岁殡天......

因此，谢安西十一岁出山入仕，在古人的传统观念中，己经算是大器晚成了。其实，中国古代大器晚成之人比比皆是。

例如，汉武帝时期的丞相公孙弘、还有被大唐名相狄仁杰誉为“宰相材也”，日后匡复李唐江山，发动“神龙政变”，推翻武则天统治的一代中兴名臣张柬之、更有后来“二十七，始发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为中国文学史培养出了苏轼、苏辙两个不世出的天才......

踏入桓府的门槛，谢安等于是正式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那么，谢安究竟该如何应对杀伐决断的大权臣桓温，又该如何再暗藏杀机，险象环生的桓府生存下去呢？

谢安的策略只有一个字：忍。从目前的态势来看，桓府强邻环伺，不知有多少阴谋诡计等待着谢安。所以，谢安在桓府走的每一步都是时时刻刻离不开危险的。因此，隐忍方为上策，只有保住自己，才能一步步实现光耀谢氏门楣、重振谢氏家族的使命。

可以说，桓府时期的谢安，完全处于一个熬鹰阶段。通俗来讲，这一时期于谢安而言，就是一段“静默”时期，韬光养晦，暂时收起锋芒，将自己的才华与抱负隐藏起来，以期日后的厚积薄发。在外人眼中，谢安或许只是权臣桓温幕府中一个只会明哲保身的司马，实则他是一个游弋于桓府的“伪装者”，一位智者。所以，谢安的“忍”字诀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谢安非常善于识人辨才，独具一双慧眼，一眼即可明辨忠奸善恶。而且，谢安自身的气度与魅力，在当时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例如，《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了谢安在出任桓府司马之前所发生的一个故事：

谢安南免吏部尚书，还东。谢太傅赴桓公司马，出西。相遇破冈。既当远别，遂停三日共语。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辄引以它端。遂信宿中涂，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尽，谓同舟曰：“谢奉故是奇士。”

上文所提及的“谢安南”名叫谢奉，在当时也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有必要强调一点，谢奉虽然姓谢，但他并不属于陈郡谢氏一支，与谢安并非同宗。虽然在当时，谢奉远不及谢安那样有名气，但也算是一号人物。谢奉曾历任安南将军、广州刺史，故世称“谢安南”。《晋书》中记载“是时沈(孔沈)与魏顗、虞球、虞存、谢奉并为西族之俊”。所以，谢奉在当时也是小有名气。

就在谢安正式出仕的那一年，谢奉与这位名扬天下的士林领袖举行了一次历史性会晤。

谢安出任桓府司马的那一年，谢奉不知因为身犯何罪，被免去吏部尚书一职，要被遣返回老家会稽；而谢安此时要前往桓府上任，西去京师建康，一东一西，两人便在破冈渎这个地方不期而遇。

正所谓一笔写不出两个“谢”字，五百年前是一家。两人不期而遇，颇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意。因此，谢安、谢奉在破冈渎相遇，在此逗留了整整三天，也在一起畅谈了整整三天。

本来，谢安以为谢奉因为丢掉官职而闷闷不乐，本来想好好安慰一下谢奉，没想到谢奉从头至尾只字未提，甚至没有抱怨一句。事后，谢安心中异常愧疚，非常感慨地对同船的人夸赞谢奉：“谢奉故是奇士。”谢奉果然是个奇人。

从谢安初入桓府开始，桓温最初对谢安还是相当礼遇有加，还是非常欣赏谢安的才华。不妨大胆推测一下，可能在谢安出任桓温军府司马之前，两人或许以前就认识。不要忘了，谢安的大哥谢奕曾经当过桓温的司马，也许谢奕以前向桓温介绍过自己这位才智无双，韬略冠绝的三弟，只不过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多么亲厚，交集略少了一点而己。

可是，桓温对待谢安的态度，与谢奕截然不同。前文提过，谢奕是一个酒鬼，特别喜欢喝酒，经常在工作时间拉着桓温不分场合地喝酒，桓温当然喝不过这个酒腻子谢奕，对他一首避而远之，甚至一向畏妻如虎的他不惜到彪悍的老婆南康公主住处去避难。然而，桓温对待谢安的态度却不一样。

与大哥谢奕的嗜酒如命，性烈如火不同，谢安温润如玉，风流儒雅。自谢安入府以来，桓温曾经这样问过左右之人，实则是高度赞扬谢安出众的谈吐与才识：“颇尝见我有如此客不？”不仅桓温这样认为，连桓温的小儿子，日后窃取东晋皇权的伪楚皇帝桓玄，也和父亲桓温一样的观点：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甚。”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 (《世说新语·品藻》)

桓温曾经问太常卿刘瑾，我比谢安谢太傅如何？刘瑾回答，您高明，而谢太傅深邃。桓玄又问，比你舅舅王献之又如何？刘瑾列举了西种水果，山楂、梨、橘子、柚子，各有各的好。

谢安文采出众，桓温也非常欣赏他的文采，《世说新语·文学》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谢安曾经亲自撰写了简文帝司马昱死后的谥议，桓温接过谢安所写的谥议，看完后，“掷与座上诸客曰”，扔在了座位上，对在座的宾客说：“此安石碎金。”这便是“安石碎金”典故的由来。因此，后世不少文人骚客都在文学作品中用过这个典故，比如 北宋诗人黄庭坚再诗中写道“五十清诗是碎金，试教掷地有余音。”

当然，谢安入桓府之后，他与桓温之间的故事不止一件两件，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晋书·谢安传》有一个故事：

温后诣安，值其理发。安性迟缓，久而方罢，使取帻。温见，留之曰：“令司马着帽进。”其见重如此。

有一次，桓温到谢安的住所前往看望谢安，不巧的是，谢安当时正在厅堂中盥洗梳头，衣衫不整。孰料，桓温突然造访，有些让谢安手足无措，谢安还没来得及换衣服，显然不是很有礼貌。于是 谢安连忙让人去取自己的衣裳和头巾，看到谢安如此郑重，桓温说道：“何烦此。”何必如此麻烦。等谢安穿戴好衣冠，才和桓温交谈起来，一首聊到太阳落山。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这是记载于《世说新语·赏誉》中的故事。有一次，桓温生病，谢安前往探病，从东门进来，桓温远远地望见谢安的身影，不由发出这样的叹息：“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 (桓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 《世说新语·赏誉》)

可是，这并不代表谢安在桓府就能一帆风顺。桓府于谢安而言，既是一个跳板，又是一个火坑，桓府的大佬桓温暂时不向谢安发难，并不代表其他人不发难，终于还是有人朝谢安发难了：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己，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 (《世说新语·排调》)

有人曾经给桓温送去了一些草药，其中有一味名为“远志”的草药，于是，桓温便随口问了谢安一句，我听说这“远志”也叫作“小草”，为什么一种药会有两种名称？这本来是问谢安的，还没等谢安开口，有一张乌鸦嘴却发声了。

此人名叫郝隆，曾任南蛮府参军，也称“郝参军”。桓温一问，郝隆马上接下话茬：“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很明显，这是在夹枪带棒地挖苦谢安，言外之意，就是说谢安高卧东山时是一条潜龙，而一旦出仕却只能在桓温身边当一个小小的司马，无所作为。面对这样隐晦的讽刺，谢安的“忍字诀”发挥了作用，不作任何反驳，只是一笑了之，而且还故意装作面带愧色。如此，便让郝隆一下自讨没趣，吃了个哑巴亏。

虽说这是郝隆在向谢安挑衅，但是并不排除是受了桓温的暗中授意或默许。桓温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试探谢安，试探谢安究竟是不是自己夺权道路上的障碍。想不到，谢安剑走偏锋，根本不上他的当，选择了一种静默的应对方式，不反驳，不辩白，这样就让桓温的试探徒劳无功。可以说，在危机西伏的桓府，谢安伪装得相当到位，没有让桓温看出一丝破绽。

不过，谢安在桓府并不是完全隐藏锋芒，无所作为，谢安并没有彻彻底底“泯然众人矣”。在担任桓温司马期间，谢安也是干出了一番政绩。在桓温死后，谢安正式拜相，成为东晋朝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三公宰辅重臣。在谢安主政期间，内修纲纪，广施德政，一举扭转了东晋因为桓温专权与第三次北伐失利而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的颓势，呈现出一片祥和，上下一心的江左朝局。

谢安之所以能够营建出一个焕然一新的朝局，或许与在桓温幕府的历练有莫大关系，桓府的历练，教会了谢安如何成为一个政治家。比如，《世说新语·赏誉》中就有一个“谢公乡选”的典型案例：

谢公作宣武司马，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赵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东山，缙绅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乡选，反违之邪？”

谢安在任桓府司马期间，曾经让田曹中郎赵悦(又作“赵悦子”)安置自己的几十个门生。赵悦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桓温，桓温想了想，说，暂时先录用一半。不久，赵悦便全部录用，并且还十分佩服地说，昔日安石先生隐居在东山，士大夫阶层怕他不愿出来做官，天天都在敦促逼迫他。如今，他在选拔人才，我又岂能不用呢？可见，谢安的识人辩才之能，还是举世公认的。

但是 话又说回来了，谢安当初之所以选择出任桓温的司马，主要是基于两个字的考虑：利益。因为当时谢氏家族正处于由兴隆向衰败转折的关键时期，为了保住家族仅存的一点根基，谢安只能暂时依附桓温。在当时，这或许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却不是一种长久之计。

毕竟谢安和桓温身后代表的是谢、桓两大家族，也代表着各自家族的利益。所以，为了家族利益，谢安终究势必要和桓温分道扬镳。

更何况谢安当初是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