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煤老板的那些年

大军在描龙画凤的大铁门前迎候，把我领到父母的窑洞里。

两个老人还不满七十，年轻时过劳，身体都不太好，冬天总是蜷缩在热炕上不愿下地。

我入乡随俗，进门就脱鞋上炕，亲热地给老两口恭候

贺新年。

老人和我很熟，招呼用被子盖好腿脚，从炕桌上抓起瓜子花生和大红枣，不停往我手里塞。

大军给我端上热茶，也脱鞋上炕，在我身边坐下，大呼小叫地让媳妇把酒菜端上来，要和哥哥热热乎乎地喝几杯。

结婚快两年了，大军媳妇的模样一点都没变，每次见到我都是副不胜害羞的样子。

她的羞怯，和别的女人不一样，不是发嗲，不是矫情，就是纯粹的、最原始的不好意思。

我问大军，看你媳妇一点情况都没有，准备啥时候给我添个会叫伯伯的大侄子？

大军说一脸的不在乎：“不着急，多玩几年再说。”

他身边的老娘不乐意了，一个巴掌呼到儿子头上：我叫你只知道耍，眼看着三十了还不着急。你爹三十的时候，你大姐都能上山放羊了。

大军捂着脸很委屈：“给你说了多少回，春草的年龄不够，我们还没领证，有了孩子也报不上户口。再等半年，春草满了二十，我们把结婚证拿到手，再说你孙子的事儿。”

正在往炕桌上摆餐具的春草，脸红的像秋天的红苹果，娇艳不可言状。

给老人敬过三杯酒，我和大军边喝酒边聊，问他煤窑的经营情况和明年的打算。

春草忙活完了，也上了炕，坐在大军的身边，替我们斟酒添茶。

大军说，今年的情况比去年好，挣的钱不少，在窑上花的钱更多。

架了五百多米电线，装了变压器，买了风机、绞车、地磅，还盖了十几间办公室和宿舍。

政府管得越来越严，死一个人最少罚款十万，还要停产整顿两个月。

过完年，每个煤窑都办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要配备瓦斯检测仪和专门的瓦检员。

县里成立了煤炭局，专门管理小煤窑，说是每个月都要组织安全检查，检查不合格不准出煤。

归根结底一句话，小煤窑的日子，没有前几年好过。

我对大军说，管理严格是好事，安全上少出点问题比啥都好。

大军情绪不高，说管得严了，钱挣得就少了，都像大矿那种弄法，小煤窑那里有钱可挣。

就像今年，卖煤挣了八十多万，买设备架电线花了一百万，年底一算账，还倒贴了十几万，再这样下去，不如不干。

我安慰他说，眼光放长远点，今年花的钱是一次性投资，做生意嘛，不投资光想挣钱不行。好好配合管理部门，把你的煤窑尽量搞得安全些，自己晚上睡觉也踏实。

别胡思乱想，好好干吧，窑上通了电，买了那么多设备，明年的产量肯定更高，出的煤多了，还发愁挣不来钱。

干啥事都不容易，咱们还年轻，不要老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风物长宜放眼量”！

看着大军无精打采的样子，我忍不住掉了个书袋。

酒足饭饱，大军带我去煤窑上，看刚盖好的房子和新买的设备，让我指点一下井口的储煤场咋样扩建，刚拉回来的地磅装在哪合适。

在煤矿上干了十年，我对煤炭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很熟悉。虽然没有首接参与生产安全管理，但作为部门领导，每天早晨七点的生产调度会是必修课，只要不是生病住院或者出差在外，连星期天也不能缺席。

当时有干部下井劳动的规定，不管你是哪个部门，也不管你的工作和井下生产有没有关系，只要在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每个月都要下矿井劳动，矿长不少于五次，科长不少于七次。

每次下井，换好工作服、穿上大胶靴、戴好安全帽、领了矿灯和自救器后，在井口处要进行登记。

见别人杀猪多了，自己虽然不是屠夫，没亲自动过杀猪刀，基本的套路是知道的，知道刀子捅到那，才能让大肥猪一刀毙命。

大军的小煤窑，从怀胎的那天起，大大小的事都要征求我的意见，我不赞成的事他不会干。

事实证明，三年多来，我提出的每个建议都是正确的，让卫大军躲过了好几个坑，少走了不少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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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完，新的一年才算正式开始。

我挽起袖子，准备再好好干上一年，给自己在修造厂的这段履历，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年底的时候乘兴而归，回到熟悉的机关办公大楼。

开局很不顺利。

修造厂今年的承包经营合同，扯了很长时间的皮定不下来。

我的想法是，产值六百万，利润五十万。

和上年的指标相比，这个目标不算高，但绝对不低，完成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矿上的领导，包括分管多种经营的陈副矿长、党政一把手都同意我的想法。

分管全矿经营工作的程副矿长，劳资科、财务科、计划科几个经营口的科长，认为这个目标定得太低了，特别是利润指标，比去年实际完成的数额都低。

程副矿长在全矿经营工作会议上说，修造厂今年的利润，必须达到一百万以上，低于这个数字，不管别人是啥想法，我坚决不同意。

文件排名第六，实际权力仅次于一把手的程副矿长，一开场霸道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封住了其他领导的嘴。

会场的气氛变得十分沉闷。

平时的各种会议上，矿领导、部门和下属单位的负责人，经常会因为意见不一致发生争执，有时闹得还很不愉快。但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公说公的理，婆说婆所想，争执双方摆事实、讲道理，都希望说服对方。

像程副矿长今天这样，根本不给其他人讲道理的机会，表明了决不妥协的态度，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如何开口？

这种情况，在柳树湾煤矿的历史上，不是罕见，是绝无仅有，是开天辟地第一回。

不是好不好玩的问题，是根本没办法玩下去了。

主持会议的矿长脸色乌青，坐在主位上不开口。

其他的人，都低着头，扳着自己的手指头数数。

只有程副矿长一脸骄横，用挑衅的目光盯着我，让我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沉默了足足三分钟后，矿长终于开口：“王森，你是当事人，对于程矿长的意见，说说你的想法。”

停顿了一下，矿长补充说：“就算在法庭上，法官也不能剥夺犯罪嫌疑人辩解的权利，也不是法官说什么就是什么。”

算是不轻不重，给了程副矿长个警告，稍微发泄了一点心中的不满。

在这种场合中，我是真不想说话，不想当出头的那个椽子。

程副矿长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太清楚了，我也知道他早就对我心存不满，一首再找修理我的机会，只是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在好几十个人参加的会议上，公开向我发难。

主持会议的一把手点名了，我不能不说话，否则就是抗旨不尊。

开口说吧，势必要驳程副矿长的面子，公然站在他的对立面，这对我实在没有好处。

我要是五十多岁的老科长，今天一定会说个痛快淋漓，把眼前这个不知廉耻的家伙，从里到外扒个精光，连裤衩子都不留，把这堆腐肉放到太阳底下，好好晒晒，最好晒成肉干，省得臭气熏到别人。

可我才二十九岁，是个有大好前程的青年才俊啊。

打狗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看看狗的主人，是不是自己能惹得起的。

程副矿长这条疯狗的主人，我惹不起，也不敢惹。

真是为难死我了！